歷史就如水輪轉

(Norias, Hama, Syria)

哈馬市的河在流，水輪在轉，橫跨世紀。

那是一個平靜的早上，陽光照在河上，水面閃爍發光。微風輕送，葉兒颯颯作響。哈馬市舊城區仍保留了中古世紀的特色，周圍環境寧靜而祥和。偌大水輪在河道上轉動，水輪旁邊設有石階，讓遊人可以近距離感受其轉動。木板咭吱咯吱作響，水被轉到高處，水滴飄拂形成水簾，陽光穿透在內，折射出一道斑駁彩虹，若穩若現。

城中十七個轉動水輪，成為哈馬這個敍利亞中部城市的象徵。由於這裡地面高於彎曲流動的奧倫提斯河，河堤深而垂直，難以取水灌溉，因此早在四世紀，當時的人便在河道上興建水輪，利用水力推動巨輪，把水載高並帶到引水道，藉此灌溉附近農地，擴大耕種面積。這是個非常有智慧的設計，亦是人類比較早期的水利工程。

當然，單靠流水與水輪的智慧，未能為哈馬帶來平安，一切還看天時地利。水輪就好像預示了哈馬的命運 - 悲劇不斷循環，周而復始。

哈馬的位置，正在阡陌之界，永遠處身在狹縫：劃一條橫線，敍利亞夾在東西方文明之間，十字軍東征不少戰場就在這片廣袤疆土；再劃一條縱軸線，哈馬處身大馬士革與阿勃頗兩個古代皇朝權力中心之間，難以獨善其身。也是如此，戰亂就如水輪轉，每隔一段時間就到臨這一帶。

到了敍利亞宣布獨立，悲劇仍然循環不息，不斷重覆。

自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上台成為總統後，確立少數派阿拉維掌權的局面，引起多數的遜尼派不滿。伊斯蘭分子與政府不斷對峙，激進的穆斯林兄弟會多次在哈馬市引發騷亂，並在1980年嘗試刺殺哈菲茲但不果，之後更在哈馬發動武裝起義。哈菲茲忍無可忍，在蘇聯的默許下，於1982命令軍方大舉轟炸，把哈馬市炸個稀巴爛。當時處處斷垣殘壁，荒煙蔓草，大街小巷就是殺戮戰場，最終以萬計的人喪生，另外數之不盡的戰囚在獄中受折磨或被殺，大量的清真寺和古跡被摧毀。這就是著名的「哈馬大屠殺」，被修復的美麗舊城區當中，偶然還會找到當年破壞的痕跡，傷口隱隱仍在痛。

當哈菲茲兒子巴沙爾上台時，敍利亞人曾期望統治會變得開明，政府會為當年的受難者平反。但這位在倫敦就讀醫學的新總統，並沒有完全受西方文明薰陶，決定延續鐵鋺統治，更遑論為當年的屠殺而平反。

突尼西亞年青人把心一橫自焚，掀起席捲中東及北非的茉莉花革命的浪潮，敍利亞的反抗最為慘烈，弄得哀鴻遍野，生靈塗炭。世界大國既害怕影響區域的武力平衡，又擔憂自己會無意地陷入另一個軍事泥沼，因此只願意停留在「出口術」層面，心裡面還是投鼠忌器。大國的噤聲曾製造悲劇無數，三十年後的今天，歷史好像又再重演。

幾年前在敍利亞到訪過的不少地方，今天已變成內戰現場，當然也包括了哈馬區域。不知那些水輪會否像歷史的巨輪一樣，在烽火中仍然循環再轉？

(三個流水的故事，三)

新疆有一個樂園

(坎兒井，吐魯蕃，新疆)

如果由我負責設計一所中學的國民教育課程，必定要求校方出錢出力，送學生到新疆。因為一個人只要走出嘉峪關，就會感受到在學校所接受多年的中國歷史教育，是多麼的以偏既全。

中國實在太大了，邊陲地區與中原地帶的文化及國情有天淵之別，但邊疆的民族皇朝，或因中原強盛而臣服之，或因中原積弱而入侵，輾輾轉轉融入中國的文化歷史體系，同樣是中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書本上我們只集中中原華夏的部分，以漢族人眼光去看邊疆，當然只能理解一半的中國。

到了新疆，所有事都要以新角度對待。無情的大地顯示絕對的荒蕪，極端得讓人喘不過氣，大巴在沙漠中緩緩前進，車輪轉動掀起一條長長風沙尾巴，過了一個荒山，另一個又緊接出現，殘酷環境令這裡的文化與「生存」這命題環環緊扣，甚麼精緻文化、吟詩作對甚至是傷春悲秋的情懷都只能靠邊站。這是真正單純為了活命的生存模式，沒有順意不順意、理想不理想可言，人生回歸到原始線上。

以這個視野觀之，就能明白新疆坎兒井的驚人之處。吐魯蕃盤地極度乾旱，但僅數十里外有高山儲積大量雪水，難題是，如何把水穿過陡峭山坡送到沙漠？

由於地型限制，興建運水管道非常困難，他們因此想出更厲害的方法 –在山坡上往地下鑿，開挖一個又一個近乎垂直的井(最深的可達九十米)，尋找藏在山中的水源，然後依地勢在豎井底打造暗渠，把豎井連接起來，建立一個地下河流網絡，把水引到沙漠盤地，再送到地面民居及農田，以作人畜及灌溉之用。

這項浩瀚的工程，令人可以在沙漠中建立綠洲，在人類歷史上也具重要意義。吐魯蕃是絲綢之路上重要的中途站，因為坎兒井確保了穩定的水源，令到一隊隊駱駝商隊可以及時在中途補給，以應付穿過塔克拉馬干沙漠(塔克拉馬干的當地語譯正是「進去了便不能出來」)的漫長旅程。沒有這個荒漠中的綠洲，古代不少長途商貿和文化交流無從說起。

也是明白了這些歷史脈絡，再見到掛在遺址門口上「坎兒井樂園歡迎你」這個招牌，便深知不妙。

不得不佩服內地人(漢人？)的智慧，可以把最厲害的歷史遺跡，用圍欄重重包圍，然後在裡面放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裝置擺設，憑空捏造一些所謂「旅遊資源」，結果將遺跡降格至俗不可耐的遊樂園。

坎兒井這個與長城、大運河齊名的中國古代建設，當被「活化」為旅遊區後，套上「坎兒井樂園」的大名，內裡有A版維吾爾族拱廊通道、俗氣的展覽廳、洋溢「濃郁民族風情」的民族街，以及維族歌舞表演廳，一瓦一磚都在提醒遊人，建構所謂具「民族特色」的旅遊景致，可以變成粗暴地扭曲一地文化的災難。

(三個流水的故事，二)

曲水有情

(Falaj, Oman)

生活的道理其實很簡單，要麼克服困難，要麼被困難擊倒。

置身於寸草不生、風沙撲面的荒漠之中，「活命」這個主題注定蓋過一切，所謂生活，只能以最純粹的狀態呈現，蒼茫境地只容得下堅強與孤寂，容不下脆弱與退縮。

水是生命之源，因此任何大文明都是孕育自河流。尋找水源，是人類歷史的大科題。認命的，人會遷就大環境，因此古來就有逐水草而居。但在荒漠之中，何處是綠洲？那裡見甘泉？

或許環境越極端，真的更能迸發大智慧。

二千多年前，為了克服水源問題，居住在阿拉伯半島阿曼的民族進行了史無空前的大建設。他們在荒漠之中興建一條又一條的輸水道(falaj)。透過精準的設計，這些水道不用機器扶助，只是利用地勢高低的落差，把遠方高山的水穿越數十公里引進荒漠，再透過細密輸水網，把水引到不同角落。這些水道有不同設計，大部份藏在地下以減少蒸發，有部份則是外露，供人及牲畜飲用，進入村內水道則是縱橫交錯。這個龐大而細緻的輸水網絡，令阿曼人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把與大自然角力的形勢扭轉，不再需要「望天打卦」，單靠下雨而來的水過活。

有了水，人就可以聚居，社群因此出現。資源需要小心管理，否則就會出現經濟學者所云的「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 。其實古代人早就明白這道理，因此，他們竭力想出共同管理輸水網的制度，例如這些水道有私人及公家之分，公共的需要由整村人共同管理及維修，他們甚至創出「股分制度」，每個農田主人都是「持份者」，每年要繳納資金，集資聘請維修人員，確保水道不會失修；每個區域都會根據土地面積獲得一定供水配額，配額可以買賣，由專業的「水計員」執行；為確保各農主不會盲目爭奪水資源引起糾紛，他們甚至編製輸水更表，利用大石作「開關掣」堵塞水道，把水在特定時段依序輸到不同地域。自伊斯蘭教植根中東，後來的水道設計也一定確保水流經回教寺，以體現他們對宗教的追求。

到了今天，大部份古色古香的舊水道被水泥加固了，有點面目全非，但水依舊在流，現代人或多或少仍能撫今追昔，感受蜿蜒水道如何為沙漠中的人帶來活命機會，也促成了社群網絡的出現， 使荒漠生存再不是你爭我奪的求生遊戲，更能孕育出共生共存共患難的情誼。

(三個流水的故事，一)

燃油補貼盜竊案

 (Victoria Island, Lagos, Nigeria)

要以最短時間了解一個國家的情況，最好的方法是跳上一輛的士，向司機問長問短。的士司機走遍城市每一角落，接觸不同階層及背景的人，自然最能緊貼國家脈搏及民生社情。

那時身處尼日利亞經濟首府拉哥斯(Lagos)，託旅館召了輛的士，載我到內陸機場向北部進發。那個的士司機果然「不負所望」，侃侃而談，問我西非旅途中的遊歷觀察，也不斷講述自己環遊世界的「威水史」。他抱怨外人對西非有太多偏見，尼日利亞絕對值得遊客一來。

我問現時生活苦嗎？他說還過得去，只是國家人口太多，難以發展，所有人都跑往拉哥斯討生活，治安自然難以維持。

當然，他並沒有明言的，是尼日利亞貪腐嚴重，一般百姓生活困苦。我經陸路由貝寧入境，晚上途經拉哥斯邊陲地區，平房簡陋兼日久失修，居民寧以爉燭照明也不開電燈，據說除了大城市以外居住環境都是這個樣子，而尼日利亞人均每天收入只有兩美元，在非洲榜末徘徊。那天晚上入境時，也吃過了不少苦頭，感覺是所有擁有權力的人員，都會扭盡六壬，以各種方法從普通人身上搾取好處，如同吸血蟲一樣。

被邊境站崗人員「攔途截劫」當然令人氣憤，但相對尼日利亞整個國家面對的另一種猖獗盜竊行為，這些只算是小兒科。

尼日利亞是非洲的最大產油國，貢獻了國家絕大部分的外匯。可是國內沒有足夠煉油設施，因此要大量輸入成品油以應付國內的能源需要。為了減低對民生影響及經濟發展，政府一向提供燃油補貼，以公帑津貼入口石油以降低價格。

龐大的盜竊案與官商勾結，就由這燃油補貼開始。

不少油商賄賂政府官員，以開水填滿油缸，然後獲官員確認這是石油，從中騙取巨額政府補貼。有些「水為財」致富的油商更得寸進尺，在外地購置煉油設備，把國內原油偷運到自己的煉油廠，經提煉後再以高價輸入尼日利亞，賺取豐厚利潤。透過這些技倆，估計竊油集團在過去兩年就把60億美元袋袋平安。

這是明目張膽地盜竊國家財富，對於一個石油出口國，居然要輸入七成成品油供內需，而普羅百姓居然無法享受任何石油帶來的財富，這是何等諷刺？

這是一個死結，一般百姓心知肚明，燃油補貼養肥貪腐集團，但這亦是唯一途徑讓普通人享受石油業帶來的丁點好處，而貪腐集團根深柢固，政府有多大決心亦難以扭轉局面。政府嘗試大幅撤減燃油補貼，並承諾把省回的錢放在基建及社會投資，但這卻直接刺激交通及食品價格，一般百姓利益立即受損，結果引發國內史無前例的大罷工。況且市民已經不再信任政府，認為省回的錢最終還是會被貪官予取予携。

我問的士司機，你相信有人能扭轉局面、整頓這個爛攤子嗎？他冷笑一聲，沒有回應。一切盡在不言中。

(三個盜竊的故事，三)

西乃抄本羅生門

 (Saint Katherine Monastery, Mount Sinai, Egypt)

從遠處看，聖凱瑟琳修道院(Saint Kathering Monastery)真的像個隱世秘境，附近只見光秃峰巒，修道院被荒漠重重包圍，完全與世隔絕。也許正是因為這份荒涼，令修道院避過一千七百多年的戰火與橫禍，屹立至今。

修道院被石頭砌成的高牆包圍，沒有設置大門，只靠兩道小木門作為出入口，修士就在裡面隔絕於世間紛擾，靜靜潛修。現時修道院每天只開放數小時，遊人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者通常在登上西乃山看日出後，就會徐徐下山，走到修道院等候，當小門一開，便慢慢魚貫入內參觀。

修道院對信徒來說，是極為神聖之地：出埃及記中有不少重要章節被認定是在這個山頭發生(例如上帝使者在火焰荊棘中現身，把帶領猶太人走出埃及、朝耶路撒冷出發的重任交託給摩西)；同時，這裡所收藏的手抄古本聖經數量僅次於梵蒂岡，宗教地位崇高。

《西乃抄本》(Codex Sinaiticus)是修道院中最重要的珍藏，比起梵蒂岡所收藏的聖經抄本還要古老。約一千七百年前，抄經者用希臘文書寫聖經在羊皮紙上，然後組合成書，抄本上的新約聖經相信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版本。。可惜這個人類宗教歷史上最重要的瑰寶，現時其實主要散落在德國、英國及俄羅斯三地，修道院收藏的只有寥寥十數頁。

抄本如何流落歐洲，至今仍人言言殊。疑犯是個德國人，名叫蒂申多夫(Constantin Tischendorf)。

蒂申多夫是個大學講師，對聖經充滿狂熱，一個人遊歷歐洲與中東，就是為了搜集散落世界各地的聖經抄本。據提申多夫自己描述，當他在1844年孑然到達聖凱瑟琳修道院，剛巧碰到修士正在燃燒一些皮紙來取暖，乍看之下大吃一驚，皮紙上竟有舊約經文。他立即從火中搶救抄本，修士還嗤之以鼻指剛才已燒了兩簍皮紙。蒂申多夫向修道院拿走部份抄本到德國作研究之用，但其心志仍在研究整部《西乃抄本》。1859年，蒂申多夫成功遊說俄國沙皇，借沙皇之名向修道院要求送贈大部份抄本，並獲大主教接納。(1933年，史太林以賤價把大部份抄本賣給大英博物館，那已是後話)

但修道院中的僧侶至今仍憤憤不平，指蒂申多夫是想為自己的盜竊罪行開脫才捏造事實，其實當時修士並沒有燒抄本，而是蒂申多夫把他灌醉，再把抄本偷走。另外，當年修道院只是承諾讓沙皇借閱抄本，絕無送贈之意，當年蒂申多夫的「借據」仍被留在修道院內，作為盜竊「罪証」。

修道院雖然擁有當年的「借據」，但歷史學家卻在俄羅斯歷史檔案那裡找到修道院主教同意將抄本贈與沙皇的協議。這椿歷史上的羅生門，誰是誰非至今已無法說清，幸好有心人把放置在世界各地的抄本製成電腦影像，《西乃抄本》才得以超越地域限制，在虛擬世界中重新被「組合成書」。

(三個盜竊的故事，二)

大英贓物館

(Hoa Hakanana, British Museum, UK)

試想想，世界上那裡有大盜可以明目張膽拿你東西，然後大條道理將贓物據為己有，拒絕歸還？

除了汪洋大盜，還有大英帝國。

當年大英帝國勢力伸展到全球，不少探險家及考古學家也借殖民統治之便，走遍全世界探尋古蹟，打著「保育」旗幟，實質卻把無數珍貴人類寶藏或偷或搶運到倫敦，大英博物館也因而堪稱「賊竇」。現時不少「被盜」國家也要求博物館歸還重要文物，但館方態度非常堅定，認為那裡的專家比起所有人更懂得保存文物，為了世界人類文明的延續，博物館唯有「當仁不讓」，繼續負起重任。

巨大的摩艾石像Hoa Hakanana棲身在24號展館，如何看也覺得格格不入。石像是復活島的守護神，理應背向大海，面向大地，現時卻被困室內，如池中蛟龍。1868年，探險船到達復活島，並把龐大沉重的石像從Orongo搬走(當時據說用了三百名水手及二百名當地居民，才可以把石像搬到船上)，就此石像就離開故地，流落異鄉。

那麼，復活島有沒有要求英國歸還這位「被收藏的朋友」(Hoa Hakanana的意譯)？一次在島上的隨意搭訕，讓我遇上奇人，也知道多一點背後的故事。

在歸途中碰上一名大叔，他一身斑駁衣裳，一點也不起眼，正常人在街上與他碰面，大概會點下頭、問候一下，然後已經不知該說甚麼。閒聊一會卻發現，原來他是有名的考古學家Sergio Rapu。他用了大半生致力修復石像原貌，把倒臥的亂石像群重新豎立，重現昔日風彩。他的多年宿願，是要尋找復活島所有失落的故事及歷史，為摩艾石像重新注入生命。他走遍全球，就是為了尋求其他國家的捐款進行考古及修復工作。最終，他獲得日本的資助(而條件是要把Tongariki中最細的石像運到日本展覽)，慢慢用了十多年時間，將東倒西歪的石像逐個豎起，成就今天的面貌。

他也是首位考古學者發現石像其實有眼晴，可惜他們的眼晴被敵對部族的人肆意拿走，石像因此變成「無眼睇」。Sergio曾經做過復活島的「特首」，現在更經營旅館，開辦特色遊覽團。

他們曾否要求英國把Hoa Hakanana送返復活島？原來他們很早便跟博物館交涉，得到的回覆當然是陳腔濫調，大意是他們不想這重要文物被疏忽管理遭受破壞，因此要求復活島興建一間比較像樣的博物館，證明他們有能力保存及處理古蹟。他們依照意見，在八十年代努力籌備興建比較有規模的博物館，並於1989年落成運作至今，可惜四分一世紀以後，英國意見接受，態度照舊，事件了無寸進。

而委身於英倫的石像，仍舊要孤獨地站在第24號展館，讓異國子民在室內大歎驚奇，卻不能夠「重見天日」，感受大地的脈搏。

(三個盜竊的故事，一)

柏林蒼穹下

(Berlin Wall, Berlin, Germany)

記得《柏林蒼穹下》嗎？那個天使站在勝利女神青銅雕像上，俯視人間，守望柏林這個都市。天使收起憐憫，傾聽每個靈魂低訴，黑白的畫面，容不下一點色彩。柏林街角暮氣沉沉，了無生氣；途人絡繹，個個卻滿懷愁緒。天使走到轉角處，那道鋼筋水泥築成的高牆又會無聲出現，彷彿要提醒我們，所有柏林人心中都有一道難以癒合的歷史傷痕。

當我踏足柏林這個城市，圍牆早已不在，但那份蒼茫，總是揮之不去。

厚厚高牆，當年殘暴地割開一個城市，家人、親戚、朋友自此不能再相見。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被美、蘇分管，東德精英不斷往西方跑，直至東德共產政府認為忍無可忍，便在一夜之間在市中心豎起四米高牆，把德國分成兩邊。不少人在1961年8月13日一覺醒來，發現鐡絲網變成堅實圍牆，「鐡幕」不再只是想像，而是實實在在呈現眼前。

若果可以像那個天使站在勝利女神雕像上俯瞰柏林，會看到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邊熙來攘往、繁華熱鬧；一邊則市容破落、滿目瘡痍。只有站在那個高度，才能領悟充滿諷刺的歷史，以及悲喜交集的人生。

站在世人的高度，圍牆卻是血跡斑斑。那短短一百米寬的隔離區，東德軍方佈下天羅地網，誓要阻止任何人投奔西方。電網、射擊裝置、地雷等一一俱備，加上裝甲車和牽著狼狗的士兵不斷巡邏，邊境軍人一見有人逃亡，便毫不猶豫開槍，圍牆之下亡魂不絕。

當然，圍牆擋不住歷史的洪流。1989年11月，當東德政府宣佈集體辭職，國安首領失蹤，直至共黨宣佈即時放寬出入境限制，即是柏林圍牆已經失去作用，一切就如骨牌，沒法回頭。東西德人民聽到消息立即湧向圍牆，有一位東德警察主動打開小門，缺口一開，就如決堤。兩邊人民相擁歡呼，大家也不知在那裡弄來電鋸、大錘、鑿子，不斷敲鑿圍牆，一百四十多公里的水泥高牆，就在一夜間消失，只剩下今天在地上的圍牆標界線。

那一夜，有太多家庭及朋友，經過大約三十年的相隔，多年不見終可重聚，但也有不少人早已被歲月淘盡，只能在天上俯視這一幕，慨嘆歷史真的給人開了一個天大玩笑。

*      *      *

「圍牆傾倒圍牆傾倒 / 從前分開的終於都可講你好 / 為何你我偏偏等不到手挽手恩愛散步 / 游盡美麗故都 然後放心擁抱 //

  時間不早 時間不早 / 從前你說過這邊風光多美好 / 誰來告訴我怎麼修好當我孤身走過馬路 / 誰在背後對著我講 你好」

(三個邊界的故事，三)

分隔天堂與地獄的線

(Korean Demilitarized Zone, Panmunjom, North Korea)

相比起由南韓那裡出發，由北韓開城出發到訪板門店，除了路上氣氛份外肅殺，最深刻的是導遊在不同名字之前加上的形容詞，例如「邪惡的美帝主義」、「偉大的太陽金日成領袖」等等。以這種「朝鮮style」敍述六十多年前的韓戰，正邪對立，壁壘分明，但就算詞彙再豐富，同行內地團友全部見識過文革時的「政治洗腦」，當然只會一笑置之。

況且，當年中國也算是「被韓戰」，在「抗美援朝」號召之下，一批批中國志願軍經丹東進入朝鮮，面對敵方精銳武器，基本上與送死無異，十八萬人殉葬異鄉。就算到了今天，那會有人真心祝賀這個「朝鮮民族的勝利」？

事實上，韓戰之中孰是孰非，沒有人可以說得清。在冷戰大政治格局之下，韓戰衝突兩方或多或少只是棋子。當時金日成獲蘇聯默許，決定冒進突襲南方，希望一舉完成統一國家大業，就在北韓軍隊橫過三八線那一刻，朝鮮半島局勢已經覆水難收。

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擁有先進軍備，令朝鮮及中國軍隊死傷慘重，但地面戰卻又佔不了上風，雙方在三八線僵持不下，慢慢知道再打下去只會兩敗俱傷。板門店本是名不經傳窮鄉僻壤，地名源自一間由木板搭成的雜貨店，卻因為韓戰和談最後遷到在這裡進行，就變成了重要的歷史現場。

1953年7月，雙方簽定停戰協議，以三八線為基礎建立非軍事區，從此把朝鮮半島割成兩邊。

三八線是重要軍事區，除了板門店以外，所有區域不向外開放。導遊也千叮萬囑，看守板門店的軍人高度戒備，見到遊人一有異動，會毫不猶豫立即開槍。到了共同警衞區，七幢木房平排座落在邊界上，白色的歸北韓管理，藍色的歸南韓，中間的主要會場，在現時仍是南北之間磋商會面的重要場地，屋中的長桌剛好放在三八線上，會談時南北韓代表坐在兩邊，楚河漢界。

在木屋之間有一條五厘米高的水泥線，標誌著南北韓的分界，三八線變成一條實實在在的線，呈現在眼前。直至今天，一方仍受著極權制度煎熬，普羅百姓擁抱「主體思想」及領袖絕對權威，卻連基本溫飽都成問題；只是跨出一條線，另一方卻在數十年間創造了不少經濟奇蹟，成為亞洲四小龍，以及走過高壓時代迎來了民主政治。

在地面的這一條線，看似平平無奇，卻是一道花多少心血亦難以縫合的歷史鴻溝及傷痕，線的兩邊仍是「這麼近，那麼遠」。

天堂地獄，真的可以只是一線之差。

(三個邊界的故事，二)

鉛筆線下的恨

(The Green Line, Cyprus)

在地圖上劃一條線，看似輕而易舉，卻足以改寫歷史。

那是1964年，在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這地中海小島美麗如畫，本想與世無爭，奈何處身歐、亞、非三大洲之間，難以抽身於地沿政治。基於歷史原因，塞浦路斯分別由土耳其裔及希臘裔人進駐，兩族人相處時有矛盾，但大致無礙，可惜最後被無情地捲入國際政治角力，小島被活生生地撕成兩邊。

塞浦路斯在1960年獨立以後，希裔領袖竭力把小島投向希臘懷抱，土裔一方卻極力阻止，武裝衝突及恐怖襲擊無日無之。英國作為前宗主國嘗試出面調停，雙方在1964年決定停火，當時派駐當地的維和部隊將領Peter Young拿起綠色鉛筆在塞浦路斯地圖上一揮，畫下一條綠色線，成為長二百多公里的軍事緩衝區。

這個被稱為「綠線」的緩衝區卻無助衝突終止，一方遇襲後必然報復，以牙還牙的心態令內戰升級，直至希裔遊擊組織發動政變，土耳其立即揮軍從北部攻島，南北雙方對峙不下。最後聯合國介入，雙方在1974年簽定停戰協議，把「綠線」定為停火區，自此隔絕南北之間任何交往。

這條「綠線」貫穿塞浦路斯，把島一分為二，亦分隔了不少家庭。為了自身安全，住在北方的希裔及南方的土裔居民往相反方向遷離，一去就是幾十年，自此與故地相隔，顛沛流離。

那條地圖上的線，究竟是一個甚麼概念？首都尼科西亞位處南北交界，緩衝線把這個圓形城市分成兩個半圓形。綠線之中，只見頹垣敗瓦，處處凋零，建築破爛不堪，周圍了無人煙，只有流浪小貓大模廝樣遊走，曾經繁華的區域，因為一場戰爭、一條停火線，落得今天荒蕪境地。在綠線外，南北兩方過著不同生活；在綠線內，時間卻彷彿被凝住，一切被定格在四十年前。周圍的鐵絲網、暸望塔、軍事設施都令遊人渾身不自在，當然，還有那個標示軍事禁區的警示牌，提醒所有人這裡就是烽火大地。

在1993年，北方政府願意放寬禁令讓居民南下，今天遊走南北兩地也容易得多。尼科西亞中心重新開啟了一條通道，只需完成簡單手續，所有人就可以來往兩地，關員也笑容可掬，不似以前那樣劍拔弩張。不少當年被迫離開的人，在島另一端建立了新生活，也趁機回到故地，見到舊地環境依舊但人面全非，既感唏噓，也感無奈。

這一條鉛筆線，究竟留下了多少恨？

(三個邊界的故事，一)

相信雪兒也諒解

(Belgian Comic Strip Museum, Brussels, Belgium)

年輕時已迷上了《丁丁歷險記》。當時定期追看在亞視國際台播放的動畫(當時應該還被譯作「天天」)，跟隨丁丁與愛犬雪兒上山下海，踏遍世界各大洲，感覺就好像環遊世界一樣。簡單清晰的線條，沒有現代動畫的修飾，反而給人無限想像空間，也為小伙子種下渴望環遊世界的種子。

漫畫風靡全球，丁丁之父Herge也因此成為比利時重要人物，引得不少「丁迷」特地到布魯塞爾的比利時漫畫中心及近郊Herge博物館朝聖。重溫Herge的生命足跡，卻會發現一切再不像漫畫那樣單純簡單，而是充滿矛盾。

Herge從不諱言，自己的童年極度平凡。而就算丁丁漫畫變得炙手可熱時，他都從未試過出門去旅遊 - 丁丁就好像是他的替身，替他走遍世界每一角落。

在丁丁誕生後首十年，雪兒是丁丁唯一同伴。牠驍勇善戰，機靈聰敏，也經常以表情表達對世事取態與喜怒哀樂，亦會有「蝦碌」及大意失手時，性格立體得像人一樣。Herge更會以「說話泡泡」讓這隻機靈犬以語言表達想法。

在這段期間，Herge從不忌諱透過作品反映他對政治的關注及想法，例如丁丁對付的壞人，往往都帶濃烈法西斯主義色彩。丁丁漫畫也漸受歡迎，在刊登丁丁的日子， Le Vingtième Siècle的銷量會比平日多十倍。

但二次大戰卻改變了一切。

當德軍攻打比利時之際，Herge逃亡到法國；當比利時淪陷時，礙於生活壓力，他回到布魯塞爾，繼續繪畫丁丁謀生。由於舊有報刊被取締，他決定在已成為納粹喉舌但發行量龐大的Le Soir發表作品。這個決定，至今仍備受非議。

為免被捲入政治旋渦，Herge一改作品風格，故事變成單純的冒險，與現實世界完全割離。因此，在戰後第一個作品，他直截了當安排丁丁坐船離開歐洲，然後流落撒哈拉沙漠，時間彷彿就此凝住，畫格容不下任何二次大戰蹤跡。當然，也由於未能以現實取材，丁丁這數年的歷險變得天馬行空，加上戰時紙張匱乏，他需要以最精鍊方法及最少的畫格交代故事，因此，在戰時那三部作品至今仍被公認為最有趣及精彩。

雪兒的角色也隨之而改變。作者在這段時間為漫畫創造了不少新的人物，最經典的當然是經常酗酒醉醺醺的Haddock船長。從此，Herge就借船長的口對世情冷嘲熱諷，雪兒從此不發一言，亦不再是丁丁唯一同伴，失去了原本風采。當然，也是Haddock出現之後，雪兒才會喝威士忌而酒醉惹禍。

儘管Herge現時是布魯塞爾的標誌之一，但至今仍有比利時人未能原諒他為納粹報刊提供作品，甚至禁止子女讀《丁丁歷險記》。Herge多番解釋，他既不親納粹德國也不親英法，只想專心創作，丁丁應該超越政治。當然，相信連雪兒也會諒解，很多事都是身不由己的，畢竟戰爭扭轉了所有人的命運，包括丁丁之父。

(三個狗的故事，三)

雪犬

(Sled dogs, Svalbard, Norway)

人與土地之間，一直愛恨交纏。

在漫天風雪、寸草不生的極北之地，為了生存，人要用盡一切方法與大自然角力；當遇到困難、身陷險境時，往往也沒有人在旁協助，只能獨力應對。

也是在如斯無情的環境中，人類與狗發展出一種獨有的微妙關係。我是到訪位於北極圈中的挪威斯瓦爾巴群島(Svalbard)後，才能近距離見識人犬之間那種密不可分、休戚與共的毗連。

兩個來自丹麥的嚮導，各自領著由十隻雪犬拖行的雪橇，在雪地上奔馳。嚮導一聲令下，雪橇便像一支箭向前衝，他們以哨音作口令，配合拉扯繩帶，控制狗群的快慢及方向。

雪無情地撲打面頰，烈風颯颯作響，黑天摸地，人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朝向那裡，偶而會隱約見到遠方雪鹿的暗影，但更要時刻提防北極熊可能忽然來襲 (因此嚮導都會帶備長槍以策萬一)。天地就像被黑暗完全吞噬，那是一種難以形容的無力感。

在漆黑中，雪犬卻能夠奮力前進、冒雪奔馳。雪犬忠心耿耿，無懼嚴寒環境，不怕冰原凹凸起伏，更可透過腳部感受冰面厚道，以繞過薄冰避開危險。這些都是在冰原上重要的求生技能，沒有雪犬，人根本難以生存。在冰封大地之上，人與狗都把生命交託給對方，雙方就這樣建立起一種相依為命的宿命。

經過兩小時探索冰洞的歷險，最後一站是來到雪犬的休息居所。這裡有大約一百隻雪犬，每隻狗都有名字，亦獲分配一所刻有其名字的狗屋，讓牠們可以安心棲身，不需餐風宿露。嚮導可以準確認得每一隻狗，就好像自己的兒女一樣。進入圍欄內，壯犬幼犬都會非常熱情地跟人玩耍，甚至是爬在蹲下的遊人肩膀上。吠聲此起彼落，掩過亂颯風雪，淒冷冰原也變得熱鬧溫暖起來。

極北生活無比刻苦，卻孕育出人與狗之間獨有的友誼，藉以克服寒冬。

(三個狗的故事，二)



To Kill or Not to Kill?

(Stray dog, Bucharest, Romania)
曾幾何時，流浪狗跟眾多龐大但醜陋的建築一樣，是羅馬尼亞的共產時代標誌。記得八年前到訪羅馬尼亞，流狼狗橫行首都布加勒斯特街頭上，數目之多猶如便利店那樣，「總有一隻在左近」。

這又要追溯到共產政府統治。共產主義崇尚全面操控人民生活，八十年代，壽西斯古訂下宏圖，劃出首都五分一的土地興建全新居住區域，建築及所有設施均由政府一手包辦，然後指令居民進行大遷徙，進駐那裡享受「幸福生活」。但是新居卻是嚴禁養狗，不少人因此被迫放棄家中狗隻，以致大量家犬流落街頭，經過二十多年不斷繁殖，成為今天隨處可見的流浪狗群。

流狼狗與人本來相安無事，但統計數字卻是驚人：布加勒斯特人口若二百萬，據估計在全盛時期這裡的流浪狗居然多達二十多萬隻，而每年超過一萬人被野狗咬傷，五個受害者當中有一名是兒童。

與浪流狗打過交道的人均會略知犬性，牠們一般是怕人的，但當聯群結隊時，只要一隻突襲成功，其他的就會加入，直至獵物殞亡。過去多年，在羅馬尼亞屢有被流浪狗咬死的個案，受害者包括小童、老婦甚至是一名日籍商人，而慘劇出現後必然觸發激烈爭論，究竟政府是否應該大刀闊斧捕殺流浪狗。不少市民與愛護動物組織激辯連場，大路朝天，各走一邊。

提倡動物友善政策在政治上大抵會得分，在羅馬尼亞卻是完全相反，由於流浪狗惡名昭彰，捕殺狗隻的建議往住成為競選時的「殺手鐧」。現任總統伯塞斯庫(Basescu)在2000年競選布加勒斯特市長時，便旗幟鮮明表示當選後會大舉捕殺流浪狗。當選後他的確坐言起行，縱使被保護動物衛士封為「布加勒斯特的屠夫」，也無阻他獲得選民歡心，在政壇上鯉躍龍門，最終登上總統寶座。

另一陣營當然也不甘示弱。話說那名日籍商人被咬死後，「疑兇」(一隻雌性流浪犬)真的被押上法庭，並且被裁定牠咬傷死者左腿動脈引致失血致死，最終判以「死刑」(即人道毀滅)。愛狗組織居然出動羅馬尼亞王牌女大狀為牠辯護，指出死者同時心臟病發，因此未必是流浪犬施以致命一擊，要求死緩。就算「疑兇」最終難逃一死，但總算死得轟轟烈烈、哄動一時。

「To Kill or Not to Kill？」，正反雙方各執一詞，爭論沒完沒了。這當然不用旅客操心，只要保持適當距離，不主動招惹，狗隻也懶理好奇遊人目光，繼續遊蕩。

(三個狗的故事，一)

火車軌上的晴空

(Slum along the railway, Manila, Philipines) 

這又是殖民統治惹的禍。

西班牙殖民統治有一個特色，就是殖民者喜歡與大地主勾結，透過最赤祼祼的利益輸送，讓土豪惡霸盡攬政經命脈，交換條件則是他們要包攬一干鞏固政權必需做的dirty work，免得殖民者夜長夢多。

菲律賓也不例外。西班牙入主這亞洲領地時，立即把特權給與少數的大地主，形成地主當道、蟻民受屈的寡頭政治大格局，延續至今。就算國家已經獨立、並經歷了民主選舉，大地主仍然壟斷土地及政經資源，廣大農民就算如何胼手胝足，單靠耕種也無法繳交地租甚至乎借貸。面對暴斂橫徵，農民被迫到窮途，唯有離開故土，在大城市落戶，努力討生活。

因此，一個又一個貧民窟在馬尼拉不同暗角處出現，無論是天橋底、馬路邊、荒地甚至是垃圾堆填區，都會見到貧民的踪影。

其中一個貧民落戶的「熱點」，是在火車軌兩旁。居民在鐵路旁搭起一間又一間寮屋，「日子有功」，路軌兩旁就形成一個小社區。社區內的「設施」一應俱全，日常生活如煮食、梳洗等都在這裡進行。衞生環境當然並不理想，但相比起在垃圾堆中生活，這裡已經算是好了一大截。

高速火車的頻繁往來，早被嵌進這裡的生活邏輯。當火車汽笛聲從遠方嗚起時，居民就暫停進行中的事務立即走避；火車轟隆轟隆離開，按一下「播放」掣，各人生活又回復正常。

由於同是天涯淪落人，社區內的人懂得守望相助、互相照應；也因為生活的匱乏，草根智慧才大派用場，亂中慢慢出現秩序。最經典的是他們會製造可以行駛在鐡路上的木頭車，用以穿梭不同區域，成為具地方特色的「泥鯭的」。

只逗留在這裡數小時，當然無法感受居民日常生活的苦與樂，也不斷提醒自己避免以外來者的悲憐眼光去審視這裡，事實上，居民也未有貶低自己，就算前路多苦、環境多艱難，也只是繼續咬緊牙關，堅持生活。

但慨嘆總是難免，大格局不改，貧富懸殊難滅，任何援助或關懷只屬小修小補。乘坐「泥鯭的」離開時又有一輛火車駛過，迎來一陣清風。抬頭望天，可能只有火車軌上的晴空，才是大家所共享，無分富貧。

 (三個火車的故事，三)

記憶像鐵軌一樣長

(十分，平溪區，台灣)

火車穿過隧道，兩旁田野茂盛，縱有烏雲籠罩，翠綠色仍是那樣鮮明。和風吹綠野，微雨灑芳田，《戀戀風塵》的各個情境浮現腦中。這個編劇吳念真用來懷緬年少初戀的劇本，經過候孝賢及李屏賓轉化成一幕幕畫面，從此為十分及平溪鐡路定了格調。

十分與鐡路早融為一體，鐡路本就是居民門口的一部份。當火車準備到達，村民就會自動離開路軌，然後火車駛出，轟隆聲過後生活又回復平常。火車與人就是這樣相安無事地共處，再配合偶而升上天的天燈，拼湊成這裡獨有的淡然風景照。

當然，平溪火車也引證了台灣的時代脈絡，它串連了鄉村與城市，緊扣著傳統與現代。這個脈絡，貫穿了《戀戀風塵》，也牽引著台灣幾代人。

平溪鐡路的興建，是乘著清末煤礦業興起的契機。火車本是用來運送煤炭，後來加上載客車廂，把外來人及財富都帶到平溪。到了七十年代，形勢逆轉，採礦業式微令到不少鄉村青年無法維生，唯有往城市跑碰運氣，橙黃列車就把一批一批年青人送到城市，迎接未知的前路，並讓各鄉鎮慢慢失去生氣、走向蕭條。

在這轉折中，有多少段像阿遠及阿雲的感情，因為陌生環境的衝擊、刻板生活的磨蝕，慢慢出現隔膜，變得疏離，直到無聲分手？有多少被遺留在鄉村的耄耋，晚年說不上悲慘，但只能無奈地看待平溪的興衰起跌、自身的悲歡離合？這些故事，並不可歌可泣，就像火車每日準時到點、準時離開那樣，每天都在發生。但也是因為最平常不過，才來得真實、來得份外深刻。這正是電影的主軸：原來生命，就是生活。

當阿遠服兵役後乘火車回鄉，眼前的平溪翠綠依舊，但總有一抹驅不散的唏噓。歲月無聲消逝，但記憶就像鐡軌一樣，長留在大地。

(三個火車的故事，二)

換軌

(Change of railway gauge, Ungheni, Moldova) 

東歐摩爾多瓦相對落後，但由首都基希涅夫(Chisinau)到羅馬尼亞的通宵火車，卻比想像中舒適。同車人略懂英語，因此我亦可與她簡單溝通，不會雞同鴨講。

不知是否蘇聯遺風影響，鐵幕國家的邊境人員總是目無表情、冷酷到底。火車到達邊境停下來後，關員上車進行過關程序，見到這個亞洲人，便好像碰見恐怖分子那樣端相良久，並審察護照每一頁，務求要找到蛛絲馬跡證明這外來人圖謀不軌，不得要領後才肯蓋離境章，然後拂袖而去，沒有任何笑容及眼神接觸。

手續完成，火車卻繼續停留，更離奇是感到車廂慢慢升起。同車旅客見我露出好像即將被外星人擄走作實驗品的惶恐，便冷靜地告訴我，對，車廂確實在升起 - 因為火車要更換車輪底盤才能繼續前退。

這究竟所謂何事？把鏡頭推至一百七十多年前，當時俄羅斯帝國著手興建第一條鐵路，但興建前必須決定選用甚麼路軌寬度。他們聘請的美國公司極力遊說國王選用比較寛的路軌，而不是後來廣為西歐使用的標準，美其名是為了軍事防禦，避免入侵者輕易而舉使用鐵路。這說法是否有心誤導的警訊騙案，現時已不得而知，但當時國王同意這看法，世界鐡路史就是這樣被改寫。

在十月革命成功後，蘇聯建立龐大政治版圖，興建鐵路網變成要務，工程師也順理成章採用舊制，拒絕與西歐鐵路「接軌」。摩爾多瓦是蘇聯加盟國，鐡路因此用了蘇聯標準；羅馬尼亞則是華沙公約國，因此可以「倖免」，鐡路選用了較窄的西歐標準。

直到今天，軍事防禦的考量已過時，但更改路軌寬度茲事體大、勞民傷財，根本無法實行。因此就算到了今天，仍要這樣費周章地用鐡鍊把各節車廂的底盤拉出來，然後換上新的底盤車輪組合。

這固然有增加就業的附帶作用，也讓遊人大開眼界、大呼過癮。

(三個火車的故事，一)



草原上的白樺樹

(Auschwitz-Birkenau Concentration Camp, Birkenau, Poland)

遍地枯葉，一棵棵的白樺樹悽然而立，秋色為波蘭的比克瑙(Birkenau)倍添神傷。

比克瑙的意譯就是「草原上的白樺樹」。這裡原是一大片白樺樹林，村莊生活簡樸，戰爭卻將這裡捲入歷史悲劇的正中心。

六十多年前，德軍佔領波蘭，並在奧斯威辛(Auschwitz)興建集中營，大舉屠殺猶太人，但因為屠殺設施「不勝負荷」，就選擇在比克瑙興建更大的二號營，可容十萬囚犯。納粹軍在這裡改良殺人技術，執行比工廠更流暢的毒氣殺人程序，每天九千人遇害，「殺人工廠」絕非浪得虛名。

一批又一批猶太人進入「浴室」前，就是在旁邊的白樺樹林等待，不知死神早已恭候；一批又一批屍體被火化後，獄卒就把骨灰撒在白樺樹旁的水池中，週而復始。

德軍戰敗時倉忙撒退，蓋世太保燒毁由木搭成的牢房以圖毀滅証據，因此到了今天，比克瑙不少營地只剩一根根紅磚煙囪，整齊豎立在廣闊荒野上，與白樺樹林相映。一排排的白樺樹，見證過人類歷史上最令人心寒的歷史，然後隨著季節變更落葉、長葉，樹幹始終染著斑點與傷痛，屹立至今，默默無語。

外來者到訪比克瑙已難忍悲慟，若從這煉獄中走出來的倖存者，又會怎麼面對這段可怕經歷？不少生還者的分享中也提出一個殘酷的問題：自己應該要銘記還是忘記？波蘭藉劇作家Marceline Loridan-Ivens說得最錐心刺骨：「記住與忘記過去，我們一樣難受 …… 我困在痛苦的矛盾，我必須記住也必須忘記。我得把往事放在我觸不及之處，否則根本無法活下去。」

走到一棵白樺樹下，我問人性其實可以泯滅到甚麼程度？白樺樹沒有給我答案，只是繼續悽然挺立，迎接又一年的寒冬。

(三棵樹的故事，三)

菩提樹下

(Sri Maha Bodhi, Anuradhapura, Sri Lanka)

世界上有記載中最古老的樹，是在斯里蘭卡的阿努拉德普勒(Anuradhapura)。那棵二千六百年樹齡的菩提樹，由釋迦牟尼打坐七日七夜得道的那棵菩提樹折枝移植。原樹早已倒下，反而這棵由阿育王女兒帶到斯里蘭卡的折枝所生的樹屹立至今，經歷了無數皇朝興衰、時代更替。

斯里蘭卡是個多舛國家，內戰及動盪折騰一整代人，但國民多為虔誠佛教徒，無論生活如何艱難，總會找機會到這菩提樹下，與佛門結緣。

年輕時造訪那裡，不少信眾早坐在樹旁，盤膝而坐，雙目緊閉，念經祈福。四周梵音縈繞，斑駁彩布飄逸，可惜遊子太年輕，只以窺探寂寞行星上另一景點的心態觀之，未能在菩提樹下有所頓悟。

也是人大了，才真正體驗生命的無常與多變。活了三十多個年頭，命運也終於強迫自己回答一個問題：人該如何面對塵世間的種種劫難？生活本是苦，如何沖開了仍未淡，縱不信命，卻又好像無論如何奮力亦扭轉不了定局；也是近距離接觸到不少別人的生老病死，原來可能一次意外、一次微不足道的陰錯陽差，就足以改寫人的一生，甚至生死兩茫。劫難當前，人根本沒有選擇餘地。

生有時、死有時；尋找有時、失落有時。原來對多數人來說，人生就是蹀躞於痛苦中的漫長成長路，只有參透了得失，才能在舛錯中維持活命的動力，否則只能在顛沛中蹣跚而進。

或許這就是六祖慧能所言「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的道理？因緣流轉，無人能掌，一切事物皆由「有」走向「無」。既然本來無樹、無鏡、無台、無物，劫難也是一個過程而已，絕不值得糾纏。活在當下，才是出路。

說到底，此時此刻能夠呼吸、走動，已是福份。若再到那棵菩提樹下，遊子這次會靜心坐下，閉目沉思，聆聽自己的呼吸，等待枯葉悄悄落在頭上。

(三棵樹的故事，二)

不歸路與忘根樹

(Point of No Return, Ouidah, Benin)

西非貝寧南部有一條名乎其實的「不歸路」。早至十六世紀，當地族長為了斂財，與萄荷英法等殖民者沆瀣一氣，在非洲土地上大肆活捉平民，然後一批一批以賤價出售到美洲各地。Ouidah是貝寧唯一的口岸，一批批被扣上鐐銬的黑奴化成貨物，被成功拍賣之後，就一步一步踏上四公里的路，向堅利亞口岸(Gulf of Guinea)進發，就此一去不返。

被扣上手銬那一刻，黑奴一生就註定被改寫。他們一是受不了被困在沿海堡壘的惡劣環境而病死，一是受不了漫長航程而喪命船上，成功抵達彼邦的，則整生被勞役，直至客死異鄉。無論命途際遇如何，黑奴此生此世與非洲土地永別，落葉不能歸根。

蔚藍天空，金光斜陽，黃昏時的堅利亞口岸份外美麗。幾百年前，黑奴面對此情此境，卻是千般滋味在心頭。當捱過被關押在潮濕囚室的日子，走到這裡吸著新鮮空氣，然後面對熟悉卻又茫茫的大海，吉凶未卜，福禍難料，那份悲哀及惶惑，無人能體會。

在不歸路上曾經栽有一棵「忘根樹」(Tree of Forgetfulness)，當時族長相信這樹擁有法力，黑奴被指令圍繞樹行九個圈，就會把故地所有人與事遺忘，往後九世也不會再憶起前塵舊事，無恨無怨，亡靈當然也不會回來算帳。

但要忘根，試問談何容易？面對無情大海，要捱過活命之苦，靠的可能正是對生命的堅持，以及將自身文化傳承下去的盼望。而當年正正是他們把非洲的生活模式及文化帶到美洲，在彼岸落地生根，成為今天拉丁美洲豐富文化的重要根源。

忘根樹早已不在，現立了人魚碑誌紀念，站在那裡，踏在歸途上，我慶幸自己可以回頭。

(三棵樹的故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