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November 29, 2012

柏林蒼穹下

(Berlin Wall, Berlin, Germany)

記得《柏林蒼穹下》嗎?那個天使站在勝利女神青銅雕像上,視人間,守望柏林這個都市。天使收起憐憫,傾聽每個靈魂低訴,黑白的畫面,容不下一點色彩。柏林街角暮氣沉沉,了無生氣;途人絡繹,個個卻滿懷愁緒。天使走到轉角處,那道鋼筋水泥築成的高牆又會無聲出現,彷彿要提醒我們,所有柏林人心中都有一道難以癒合的歷史傷痕。

當我踏足柏林這個城市,圍牆早已不在,但那份蒼茫,總是揮之不去。

厚厚高牆,當年殘暴地割開一個城市,家人、親戚、朋友自此不能再相見。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被美、蘇分管,東德精英不斷往西方跑,直至東德共產政府認為忍無可忍,便在一夜之間在市中心豎起四米高牆,把德國分成兩邊。不少人在1961813日一覺醒來,發現鐡絲網變成堅實圍牆,「鐡幕」不再只是想像,而是實實在在呈現眼前。

若果可以像那個天使站在勝利女神雕像上俯瞰柏林,會看到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邊熙來攘往、繁華熱鬧;一邊則市容破落、滿目瘡痍。只有站在那個高度,才能領悟充滿諷刺的歷史以及悲交集的人生。

站在世人的高度,圍牆卻是血跡斑斑。那短短一百米寬的隔離區,東德軍方佈下天羅地網,誓要阻止任何人投奔西方。電網、射擊裝置、地雷等一一俱備,加上裝甲車和牽著狼狗的士兵不斷巡邏,邊境軍人一見有人逃亡,便毫不猶豫開槍,圍牆之下亡魂不絕。

當然,圍牆擋不住歷史的洪流。198911月,當東德政府宣佈集體辭職,國安首領失蹤,直至共黨宣佈即時放寬出入境限制,即是柏林圍牆已經失去作用,一切就如骨牌,沒法回頭。東西德人民聽到消息立即湧向圍牆,有一位東德警察主動打開小門,缺口一開,就如決堤。兩邊人民相擁歡呼,大家也不知在那裡弄來電鋸、大錘、鑿子,不斷敲鑿牆,一百四十多公里的水泥高牆,就在一夜間消失,只剩下今天在地上的圍牆標界線。

那一夜,有太多家庭及朋友,經過大約三十年的相隔,多年不見終可重聚,但也有不少人早已被歲月淘盡,只能在天上視這一幕,慨嘆歷史真的給人開了一個天大玩笑。

*      *      *


「圍牆傾倒圍牆傾倒 / 從前分開的終於都可講你好 / 為何你我偏偏等不到手挽手恩愛散步 / 游盡美麗故都 然後放心擁抱 //

  時間不早 時間不早 / 從前你說過這邊風光多美好 / 誰來告訴我怎麼修好當我孤身走過馬路 / 誰在背後對著我講 你好」

(三個邊界的故事,三)

Thursday, November 22, 2012

分隔天堂與地獄的線

(Korean Demilitarized Zone, Panmunjom, North Korea)

相比起由南韓那裡出發,由北韓開城出發到訪板門店,除了路上氣氛份外肅殺,最深刻的是導遊在不同名字之前加上的形容詞,例如「邪惡的美帝主義」、「偉大的太陽金日成領袖」等等。以這種「朝鮮style」敍述六十多年前的韓戰,正邪對立,壁壘分明,但就算詞彙再豐富,同行內地團友全部見識過文革時的「政治洗腦」,當然只會一笑置之。

況且,當年中國也算是「被韓戰」,在「抗美援朝」號召之下,一批批中國志願軍經丹東進入朝鮮,面對敵方精銳武器,基本上與送死無異,十八萬人殉葬異鄉。就算到了今天,那會有人真心祝賀這個「朝鮮民族的勝利」?

事實上,韓戰之中孰是孰非,沒有人可以說得清。在冷戰大政治格局之下,韓戰衝突兩方或多或少只是棋子。當時金日成獲蘇聯默許,決定冒進突襲南方,希望一舉完成統一國家大業,就在北韓軍隊橫過三八線那一刻,朝鮮半島局勢已經覆水難收。

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擁有先進軍備,令朝鮮及中國軍隊死傷慘重,但地面戰卻又佔不了上風,雙方在三八線僵持不下,慢慢知道再打下去只會兩敗俱傷。板門店本是名不經傳窮鄉僻壤,地名源自一間由木板搭成的雜貨店,卻因為韓戰和談最後遷到在這裡進行,就變成了重要的歷史現場。

19537,雙方簽定停戰協議,以三八線為基礎建立非軍事區,從此把朝鮮半島割成兩邊。

三八線是重要軍事區,除了板門店以外,所有區域不向外開放。導遊也千叮萬囑,看守板門店的軍人高度戒備,見到遊人一有異動,會毫不猶豫立即開槍。到了共同警衞區,七幢木房平座落在邊界上,白色的歸北韓管理,藍色的歸南韓,中間的主要會場,在現時仍是南北之間磋商會面的重要場地,屋中長桌剛好放在三八線上,會談時南北韓代表坐在兩邊,楚河漢界。

在木屋之間有一條五厘米高的水泥線,標誌著南北韓的分,三八線變成一條實實在在的線,呈現在眼前。直至今天,一方仍受著極權制度煎熬,普羅百姓擁抱「主體思想」及領袖絕對權威,卻連基本溫飽都成問題;只是跨出一條線,另一方卻在數十年間創造了不少經濟奇蹟,成為亞洲四小龍,以及走過高壓時代迎來了民主政治。

在地面的這一條線,看似平平無奇,卻是一道花多少心血亦難以縫合的歷史鴻溝及傷痕,線的兩邊仍是「這麼近,那麼遠」。

天堂地獄,真的可以只是一線之差。

(三個邊界的故事,二)

Monday, November 19, 2012

鉛筆線下的恨


(The Green Line, Cyprus)

在地圖上劃一條線,看似輕而易舉,卻足以改寫歷史。

那是1964年,在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這地中海小島美麗如畫,本想與世無爭,奈何處身歐、亞、非三大洲之間,難以抽身於地沿政治。基於歷史原因,塞浦路斯分別由土耳其裔及希臘裔人進駐,兩族人相處時有矛盾,但大致無礙,可惜最後被無情地捲入國際政治角力,小島被活生生地撕成兩邊。

塞浦路斯在1960年獨立以後,希裔領袖竭力把小島投向希臘懷抱,土裔一方卻極力阻止,武裝衝突及恐怖襲擊無日無之。英國作為前宗主國嘗試出面調停,雙方在1964年決定停火,當時派駐當地的維和部隊將領Peter Young拿起綠色鉛筆在塞浦路斯地圖上一揮,畫下一條綠色線,成為長二百多公里的軍事緩衝區。

這個被稱為「綠線」的緩衝區卻無助衝突終止,一方遇襲後必然報復,以牙還牙的心態令內戰升級,直至希裔遊擊組織發動政變,土耳其立即揮軍從北部攻島,南北雙方對峙不下。最後聯合國介入,雙方在1974年簽定停戰協議,把「綠線」定為停火區,自此隔絕南北之間任何交往。

這條「綠線」貫穿塞浦路斯,把島一分為二,亦分隔了不少家庭。為了自身安全,住在北方的希裔及南方的土裔居民往相反方向遷離,一去就是幾十年,自此與故地相隔,顛沛流離。

那條地圖上的線,究竟是一個甚麼概念?首都尼科西亞位處南北交界,緩衝線把這個圓形城市分成兩個半圓形。綠線之中,只見頹垣敗瓦,處處凋零,建築破爛不堪,周圍了無人煙,只有流浪小貓大模廝樣遊走,曾經繁華的區域,因為一場戰爭、一條停火線,落得今天荒蕪境地。在綠線外,南北兩方過著不同生活;在綠線內,時間卻彷彿被凝住,一切被定格在四十年前。周圍的鐵絲網、暸望塔、軍事設施都令遊人渾身不自在,當然,還有那個標示軍事禁區的警示牌,提醒所有人這裡就是烽火大地。

1993年,北方政府願意放寬禁令讓居民南下,今天遊走南北兩地也容易得多。尼科西亞中心重新開啟了一條通道,只需完成簡單手續,所有人就可以來往兩地,關員也笑容可掬,不似以前那樣劍拔弩張。不少當年被迫離開的人,在島另一端建立了新生活,也趁機回到故地,見到舊地環境依舊但人面全非,既感唏噓,也感無奈。

這一條鉛筆線,究竟留下了多少恨?

(三個邊界的故事,一)

Sunday, November 18, 2012

相信雪兒也諒解

(Belgian Comic Strip Museum, Brussels, Belgium)

年輕時已迷上了《丁丁歷險記》。當時定期追看在亞視國際台播放的動畫(當時應該還被譯作「天天」),跟隨丁丁與愛犬雪兒上山下海,踏遍世界各大洲,感覺就好像環遊世界一樣。簡單清晰的線條,沒有現代動畫的修飾,反而給人無限想像空間,也為小伙子種下渴望環遊世界的種子。

漫畫風靡全球,丁丁之父Herge也因此成為比利時重要人物,引得不少「丁迷」特地到布魯塞爾的比利時漫畫中心及近郊Herge博物館朝聖。重溫Herge的生命足跡,卻會發現一切再不像漫畫那樣單純簡單,而是充滿矛盾。

Herge從不諱言,自己的童年極度平凡。而就算丁丁漫畫變得炙手可熱時,他都從未試過出門去旅遊 - 丁丁就好像是他的替身,替他走遍世界每一角落。

在丁丁誕生後首十年,雪兒是丁丁唯一同伴。牠驍勇善戰,機靈聰敏,也經常以表情表達對世事取態與喜怒哀樂,亦會有「蝦碌」及大意失手時,性格立體得像人一樣。Herge更會以「說話泡泡」讓這隻機靈犬以語言表達想法。

在這段期間,Herge從不忌諱透過作品反映他對政治的關注及想法,例如丁丁對付的壞人,往往都帶濃烈法西斯主義色彩。丁丁漫畫也漸受歡迎,在刊登丁丁的日子, Le Vingtième Siècle的銷量會比平日多十倍。

但二次大戰卻改變了一切。

當德軍攻打比利時之際,Herge逃亡到法國;當比利時淪陷時,礙於生活壓力,他回到布魯塞爾,繼續繪畫丁丁謀生。由於舊有報刊被取締,他決定在已成為納粹喉舌但發行量龐大的Le Soir發表作品。這個決定,至今仍備受非議。

為免被捲入政治旋渦,Herge一改作品風格,故事變成單純的冒險,與現實世界完全割離。因此,在戰後第一個作品,他直截了當安排丁丁坐船離開歐洲,然後流落撒哈拉沙漠,時間彷彿就此凝住,畫格容不下任何二次大戰蹤跡。當然,也由於未能以現實取材,丁丁這數年的歷險變得天馬行空,加上戰時紙張匱乏,他需要以最精鍊方法及最少的畫格交代故事,因此,在戰時那三部作品至今仍被公認為最有趣及精彩。

雪兒的角色也隨之而改變。作者在這段時間為漫畫創造了不少新的人物,最經典的當然是經常酗酒醉醺醺的Haddock船長。從此,Herge就借船長的口對世情冷嘲熱諷,雪兒從此不發一言,亦不再是丁丁唯一同伴,失去了原本風采。當然,也是Haddock出現之後,雪兒才會喝威士忌而酒醉惹禍。

儘管Herge現時是布魯塞爾的標誌之一,但至今仍有比利時人未能原諒他為納粹報刊提供作品,甚至禁止子女讀《丁丁歷險記》。Herge多番解釋,他既不親納粹德國也不親英法,只想專心創作,丁丁應該超越政治。當然,相信連雪兒也會諒解,很多事都是身不由己的,畢竟戰爭扭轉了所有人的命運,包括丁丁之父。

(三個狗的故事,三)

雪犬

(Sled dogs, Svalbard, Norway)

人與土地之間,一直愛恨交纏。

在漫天風雪、寸草不生的極北之地,為了生存,人要用盡一切方法與大自然角力;當遇到困難、身陷險境時,往往也沒有人在旁協助,只能獨力應對。

也是在如斯無情的環境中,人類與狗發展出一種獨有的微妙關係。我是到訪位於北極圈中的挪威斯瓦爾巴群島(Svalbard)後,才能近距離見識人犬之間那種密不可分、休戚與共的毗連。

兩個來自丹麥的嚮導,各自領著由十隻雪犬拖行的雪橇,在雪地上奔馳。嚮導一聲令下,雪橇便像一支箭向前衝,他們以哨音作口令,配合拉扯繩帶,控制狗群的快慢及方向。

雪無情地撲打面頰,烈風颯颯作響,黑天摸地,人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朝向那裡,偶而會隱約見到遠方雪鹿的暗影,但更要時刻提防北極熊可能忽然來襲 (因此嚮導都會帶備長槍以策萬一)。天地就像被黑暗完全吞噬,那是一種難以形容的無力感。

在漆黑中,雪犬卻能夠奮力前進、冒雪奔馳。雪犬忠心耿耿,無懼嚴寒環境,不怕冰原凹凸起伏,更可透過腳部感受冰面厚道,以繞過薄冰避開危險。這些都是在冰原上重要的求生技能,沒有雪犬,人根本難以生存。在冰封大地之上,人與狗都把生命交託給對方,雙方就這樣建立起一種相依為命的宿命。

經過兩小時探索冰洞的歷險,最後一站是來到雪犬的休息居所。這裡有大約一百隻雪犬,每隻狗都有名字,亦獲分配一所刻有其名字的狗屋,讓牠們可以安心棲身,不需餐風宿露。嚮導可以準確認得每一隻狗,就好像自己的兒女一樣。進入圍欄內,壯犬幼犬都會非常熱情地跟人玩耍,甚至是爬在蹲下的遊人肩膀上。吠聲此起彼落,掩過亂颯風雪,淒冷冰原也變得熱鬧溫暖起來。

極北生活無比刻苦,卻孕育出人與狗之間獨有的友誼,藉以克服寒冬。

(三個狗的故事,二)


To Kill or Not to Kill?

(Stray dog, Bucharest, Romania)
曾幾何時,流浪狗跟眾多龐大但醜陋的建築一樣,是羅馬尼亞的共產時代標誌。記得八年前到訪羅馬尼亞,流狼狗橫行首都布加勒斯特街頭上,數目之多猶如便利店那樣,「總有一隻在左近」。

這又要追溯到共產政府統治。共產主義崇尚全面操控人民生活,八十年代,壽西斯古訂下宏圖,劃出首都五分一的土地興建全新居住區域,建築及所有設施均由政府一手包辦,然後指令居民進行大遷徙,進駐那裡享受「幸福生活」。但是新居卻是嚴禁養狗,不少人因此被迫放棄家中狗隻,以致大量家犬流落街頭,經過二十多年不斷繁殖,成為今天隨處可見的流浪狗群。

流狼狗與人本來相安無事,但統計數字卻是驚人:布加勒斯特人口若二百萬,據估計在全盛時期這裡的流浪狗居然多達二十多萬隻,而每年超過一萬人被野狗咬傷,五個受害者當中有一名是兒童。

與浪流狗打過交道的人均會略知犬性,牠們一般是怕人的,但當聯群結隊時,只要一隻突襲成功,其他的就會加入,直至獵物殞亡。過去多年,在羅馬尼亞屢有被流浪狗咬死的個案,受害者包括小童、老婦甚至是一名日籍商人,而慘劇出現後必然觸發激烈爭論,究竟政府是否應該大刀闊斧捕殺流浪狗。不少市民與愛護動物組織激辯連場,大路朝天,各走一邊。

提倡動物友善政策在政治上大抵會得分,在羅馬尼亞卻是完全相反,由於流浪狗惡名昭彰,捕殺狗隻的建議往住成為競選時的「殺手鐧」。現任總統伯塞斯庫(Basescu)在2000年競選布加勒斯特市長時,便旗幟鮮明表示當選後會大舉捕殺流浪狗。當選後他的確坐言起行,縱使被保護動物衛士封為「布加勒斯特的屠夫」,也無阻他獲得選民歡心,在政壇上鯉躍龍門,最終登上總統寶座。

另一陣營當然也不甘示弱。話說那名日籍商人被咬死後,「疑兇」(一隻雌性流浪犬)真的被押上法庭,並且被裁定牠咬傷死者左腿動脈引致失血致死,最終判以「死刑」(即人道毀滅)。愛狗組織居然出動羅馬尼亞王牌女大狀為牠辯護,指出死者同時心臟病發,因此未必是流浪犬施以致命一擊,要求死緩。就算「疑兇」最終難逃一死,但總算死得轟轟烈烈、哄動一時。

「To Kill or Not to Kill?」,正反雙方各執一詞,爭論沒完沒了。這當然不用旅客操心,只要保持適當距離,不主動招惹,狗隻也懶理好奇遊人目光,繼續遊蕩。

(三個狗的故事,一)

火車軌上的晴空

(Slum along the railway, Manila, Philipines) 

這又是殖民統治惹的禍。

西班牙殖民統治有一個特色,就是殖民者喜歡與大地主勾結,透過最赤祼祼的利益輸送,讓土豪惡霸盡攬政經命脈,交換條件則是他們要包攬一干鞏固政權必需做的dirty work,免得殖民者夜長夢多。

菲律賓也不例外。西班牙入主這亞洲領地時,立即把特權給與少數的大地主,形成地主當道、蟻民受屈的寡頭政治大格局,延續至今。就算國家已經獨立、並經歷了民主選舉,大地主仍然壟斷土地及政經資源,廣大農民就算如何胼手胝足,單靠耕種也無法繳交地租甚至乎借貸。面對暴斂橫徵,農民被迫到窮途,唯有離開故土,在大城市落戶,努力討生活。

因此,一個又一個貧民窟在馬尼拉不同暗角處出現,無論是天橋底、馬路邊、荒地甚至是垃圾堆填區,都會見到貧民的踪影。

其中一個貧民落戶的「熱點」,是在火車軌兩旁。居民在鐵路旁搭起一間又一間寮屋,「日子有功」,路軌兩旁就形成一個小社區。社區內的「設施」一應俱全,日常生活如煮食、梳洗等都在這裡進行。衞生環境當然並不理想,但相比起在垃圾堆中生活,這裡已經算是好了一大截。

高速火車的頻繁往來,早被嵌進這裡的生活邏輯。當火車汽笛聲從遠方嗚起時,居民就暫停進行中的事務立即走避;火車轟隆轟隆離開,按一下「播放」掣,各人生活又回復正常。

由於同是天涯淪落人,社區內的人懂得守望相助、互相照應;也因為生活的匱乏,草根智慧才大派用場,亂中慢慢出現秩序。最經典的是他們會製造可以行駛在鐡路上的木頭車,用以穿梭不同區域,成為具地方特色的「泥鯭的」。

只逗留在這裡數小時,當然無法感受居民日常生活的苦與樂,也不斷提醒自己避免以外來者的悲憐眼光去審視這裡,事實上,居民也未有貶低自己,就算前路多苦、環境多艱難,也只是繼續咬緊牙關,堅持生活。

但慨嘆總是難免,大格局不改,貧富懸殊難滅,任何援助或關懷只屬小修小補。乘坐「泥鯭的」離開時又有一輛火車駛過,迎來一陣清風。抬頭望天,可能只有火車軌上的晴空,才是大家所共享,無分富貧。

 (三個火車的故事,三)

記憶像鐵軌一樣長

(十分,平溪區,台灣)

火車穿過隧道,兩旁田野茂盛,縱有烏雲籠罩,翠綠色仍是那樣鮮明。和風吹綠野,微雨灑芳田,《戀戀風塵》的各個情境浮現腦中。這個編劇吳念真用來懷緬年少初戀的劇本,經過候孝賢及李屏賓轉化成一幕幕畫面,從此為十分及平溪鐡路定了格調。

十分與鐡路早融為一體,鐡路本就是居民門口的一部份。當火車準備到達,村民就會自動離開路軌,然後火車駛出,轟隆聲過後生活又回復平常。火車與人就是這樣相安無事地共處,再配合偶而升上天的天燈,拼湊成這裡獨有的淡然風景照。

當然,平溪火車也引證了台灣的時代脈絡,它串連了鄉村與城市,緊扣著傳統與現代。這個脈絡,貫穿了《戀戀風塵》,也牽引著台灣幾代人。

平溪鐡路的興建,是乘著清末煤礦業興起的契機。火車本是用來運送煤炭,後來加上載客車廂,把外來人及財富都帶到平溪。到了七十年代,形勢逆轉,採礦業式微令到不少鄉村青年無法維生,唯有往城市跑碰運氣,橙黃列車就把一批一批年青人送到城市,迎接未知的前路,並讓各鄉鎮慢慢失去生氣、走向蕭條。

在這轉折中,有多少段像阿遠及阿雲的感情,因為陌生環境的衝擊、刻板生活的磨蝕,慢慢出現隔膜,變得疏離,直到無聲分手?有多少被遺留在鄉村的耄耋,晚年說不上悲慘,但只能無奈地看待平溪的興衰起跌、自身的悲歡離合?這些故事,並不可歌可泣,就像火車每日準時到點、準時離開那樣,每天都在發生。但也是因為最平常不過,才來得真實、來得份外深刻。這正是電影的主軸:原來生命,就是生活。

當阿遠服兵役後乘火車回鄉,眼前的平溪翠綠依舊,但總有一抹驅不散的唏噓。歲月無聲消逝,但記憶就像鐡軌一樣,長留在大地。

(三個火車的故事,二)

換軌

(Change of railway gauge, Ungheni, Moldova) 

東歐摩爾多瓦相對落後,但由首都基希涅夫(Chisinau)到羅馬尼亞的通宵火車,卻比想像中舒適。同車人略懂英語,因此我亦可與她簡單溝通,不會雞同鴨講。

不知是否蘇聯遺風影響,鐵幕國家的邊境人員總是目無表情、冷酷到底。火車到達邊境停下來後,關員上車進行過關程序,見到這個亞洲人,便好像碰見恐怖分子那樣端相良久,並審察護照每一頁,務求要找到蛛絲馬跡證明這外來人圖謀不軌,不得要領後才肯蓋離境章,然後拂袖而去,沒有任何笑容及眼神接觸。

手續完成,火車卻繼續停留,更離奇是感到車廂慢慢升起。同車旅客見我露出好像即將被外星人擄走作實驗品的惶恐,便冷靜地告訴我,對,車廂確實在升起 - 因為火車要更換車輪底盤才能繼續前退。

這究竟所謂何事?把鏡頭推至一百七十多年前,當時俄羅斯帝國著手興建第一條鐵路,但興建前必須決定選用甚麼路軌寬度。他們聘請的美國公司極力遊說國王選用比較寛的路軌,而不是後來廣為西歐使用的標準,美其名是為了軍事防禦,避免入侵者輕易而舉使用鐵路。這說法是否有心誤導的警訊騙案,現時已不得而知,但當時國王同意這看法,世界鐡路史就是這樣被改寫。

在十月革命成功後,蘇聯建立龐大政治版圖,興建鐵路網變成要務,工程師也順理成章採用舊制,拒絕與西歐鐵路「接軌」。摩爾多瓦是蘇聯加盟國,鐡路因此用了蘇聯標準;羅馬尼亞則是華沙公約國,因此可以「倖免」,鐡路選用了較窄的西歐標準。

直到今天,軍事防禦的考量已過時,但更改路軌寬度茲事體大、勞民傷財,根本無法實行。因此就算到了今天,仍要這樣費周章地用鐡鍊把各節車廂的底盤拉出來,然後換上新的底盤車輪組合。

這固然有增加就業的附帶作用,也讓遊人大開眼界、大呼過癮。

(三個火車的故事,一)


草原上的白樺樹

(Auschwitz-Birkenau Concentration Camp, Birkenau, Poland)

遍地枯葉,一棵棵的白樺樹悽然而立,秋色為波蘭的比克瑙(Birkenau)倍添神傷。

比克瑙的意譯就是「草原上的白樺樹」。這裡原是一大片白樺樹林,村莊生活簡樸,戰爭卻將這裡捲入歷史悲劇的正中心。

六十多年前,德軍佔領波蘭,並在奧斯威辛(Auschwitz)興建集中營,大舉屠殺猶太人,但因為屠殺設施「不勝負荷」,就選擇在比克瑙興建更大的二號營,可容十萬囚犯。納粹軍在這裡改良殺人技術,執行比工廠更流暢的毒氣殺人程序,每天九千人遇害,「殺人工廠」絕非浪得虛名。

一批又一批猶太人進入「浴室」前,就是在旁邊的白樺樹林等待,不知死神早已恭候;一批又一批屍體被火化後,獄卒就把骨灰撒在白樺樹旁的水池中,週而復始。

德軍戰敗時倉忙撒退,蓋世太保燒毁由木搭成的牢房以圖毀滅証據,因此到了今天,比克瑙不少營地只剩一根根紅磚煙囪,整齊豎立在廣闊荒野上,與白樺樹林相映。一排排的白樺樹,見證過人類歷史上最令人心寒的歷史,然後隨著季節變更落葉、長葉,樹幹始終染著斑點與傷痛,屹立至今,默默無語。

外來者到訪比克瑙已難忍悲慟,若從這煉獄中走出來的倖存者,又會怎麼面對這段可怕經歷?不少生還者的分享中也提出一個殘酷的問題:自己應該要銘記還是忘記?波蘭藉劇作家Marceline Loridan-Ivens說得最錐心刺骨:「記住與忘記過去,我們一樣難受 …… 我困在痛苦的矛盾,我必須記住也必須忘記。我得把往事放在我觸不及之處,否則根本無法活下去。」

走到一棵白樺樹下,我問人性其實可以泯滅到甚麼程度?白樺樹沒有給我答案,只是繼續悽然挺立,迎接又一年的寒冬。

(三棵樹的故事,三)

菩提樹下

(Sri Maha Bodhi, Anuradhapura, Sri Lanka)

世界上有記載中最古老的樹,是在斯里蘭卡的阿努拉德普勒(Anuradhapura)。那棵二千六百年樹齡的菩提樹,由釋迦牟尼打坐七日七夜得道的那棵菩提樹折枝移植。原樹早已倒下,反而這棵由阿育王女兒帶到斯里蘭卡的折枝所生的樹屹立至今,經歷了無數皇朝興衰、時代更替。

斯里蘭卡是個多舛國家,內戰及動盪折騰一整代人,但國民多為虔誠佛教徒,無論生活如何艱難,總會找機會到這菩提樹下,與佛門結緣。

年輕時造訪那裡,不少信眾早坐在樹旁,盤膝而坐,雙目緊閉,念經祈福。四周梵音縈繞,斑駁彩布飄逸,可惜遊子太年輕,只以窺探寂寞行星上另一景點的心態觀之,未能在菩提樹下有所頓悟。

也是人大了,才真正體驗生命的無常與多變。活了三十多個年頭,命運也終於強迫自己回答一個問題:人該如何面對塵世間的種種劫難?生活本是苦,如何沖開了仍未淡,縱不信命,卻又好像無論如何奮力亦扭轉不了定局;也是近距離接觸到不少別人的生老病死,原來可能一次意外、一次微不足道的陰錯陽差,就足以改寫人的一生,甚至生死兩茫。劫難當前,人根本沒有選擇餘地。

生有時、死有時;尋找有時、失落有時。原來對多數人來說,人生就是蹀躞於痛苦中的漫長成長路,只有參透了得失,才能在舛錯中維持活命的動力,否則只能在顛沛中蹣跚而進。

或許這就是六祖慧能所言「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的道理?因緣流轉,無人能掌,一切事物皆由「有」走向「無」。既然本來無樹、無鏡、無台、無物,劫難也是一個過程而已,絕不值得糾纏。活在當下,才是出路。

說到底,此時此刻能夠呼吸、走動,已是福份。若再到那棵菩提樹下,遊子這次會靜心坐下,閉目沉思,聆聽自己的呼吸,等待枯葉悄悄落在頭上。

(三棵樹的故事,二)

不歸路與忘根樹

(Point of No Return, Ouidah, Benin)

西非貝寧南部有一條名乎其實的「不歸路」。早至十六世紀,當地族長為了斂財,與萄荷英法等殖民者沆瀣一氣,在非洲土地上大肆活捉平民,然後一批一批以賤價出售到美洲各地。Ouidah是貝寧唯一的口岸,一批批被扣上鐐銬的黑奴化成貨物,被成功拍賣之後,就一步一步踏上四公里的路,向堅利亞口岸(Gulf of Guinea)進發,就此一去不返。

被扣上手銬那一刻,黑奴一生就註定被改寫。他們一是受不了被困在沿海堡壘的惡劣環境而病死,一是受不了漫長航程而喪命船上,成功抵達彼邦的,則整生被勞役,直至客死異鄉。無論命途際遇如何,黑奴此生此世與非洲土地永別,落葉不能歸根。

蔚藍天空,金光斜陽,黃昏時的堅利亞口岸份外美麗。幾百年前,黑奴面對此情此境,卻是千般滋味在心頭。當捱過被關押在潮濕囚室的日子,走到這裡吸著新鮮空氣,然後面對熟悉卻又茫茫的大海,吉凶未卜,福禍難料,那份悲哀及惶惑,無人能體會。

在不歸路上曾經栽有一棵「忘根樹」(Tree of Forgetfulness),當時族長相信這樹擁有法力,黑奴被指令圍繞樹行九個圈,就會把故地所有人與事遺忘,往後九世也不會再憶起前塵舊事,無恨無怨,亡靈當然也不會回來算帳。

但要忘根,試問談何容易?面對無情大海,要捱過活命之苦,靠的可能正是對生命的堅持,以及將自身文化傳承下去的盼望。而當年正正是他們把非洲的生活模式及文化帶到美洲,在彼岸落地生根,成為今天拉丁美洲豐富文化的重要根源。

忘根樹早已不在,現立了人魚碑誌紀念,站在那裡,踏在歸途上,我慶幸自己可以回頭。

(三棵樹的故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