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January 30, 2013

自作的孽

(Azadi Square, Tehran, Iran)

那個平靜的黃昏,在據說「好危險好危險」的伊朗,我安心地在廣場中踱步。這個被美國套上「邪惡軸心」稱號的國度,一般人正常生活,黃昏時一家大小在廣場上聚餐,有談有笑,孩童嬉戲玩樂,樂得悠閒。不少伊朗人對外來遊客感到好奇,熱情攀談,要求合照,笑聲此起彼落。秋色漸濃,太陽沒入雲端,在夕照之下,那個由二千五百塊大理石築成的自由塔,輪廓更見奇特。

而就在這裡,阿扎迪廣場(Azadi Square) ,三十多年前凝聚了革命之星火,直至燎原。

這或多或少是美國自作的孽。在今天,美國到處高舉民主旗幟,但他們也不得不承認這段不光彩的歷史:中情局曾推翻了多個國家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因為在他們眼中,任何民主體制都要容得下美國的利益。

1951年,穆罕默德·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當選成為首相,高舉當家作主的旗幟,大力推動各項變革,誓要擺脫西方枷鎖。當時,英國操控了伊朗的石油業,摩薩台最大膽的舉措,是提出國有化石油業,直接威脅一眾西方國家的利益,毫不留情面。此舉為摩薩台嬴得成為時代雜誌風雲人物的「江湖地位」,卻無助自己捱過劫難。

英國多番交涉不果,最後決定與美國聯手,直截了當推翻摩薩台政權。那個到今天外牆仍被塗上反美標語及漫畫的前美國大使館,裡面地牢便是中情局策劃政變的工作基地。經過多輪轉折,政變成功,帝制復辟,美國擁立了巴列維(Pahlavi)政權。摩薩台被判死緩,最後遭軟禁在家,直至殞亡,伊朗也正式與民主體制告別。

當然,怨有頭、債有主,若然未報,只是時辰未到。報應之時,在1979年。

巴列維甘為西方的傀儡,生活奢華成風,統治卻了無驚喜,連番冒進舉措把國家推進經濟停滯、通貨膨脹的困局,民怨因生活困苦不斷發醇,政府則只能以更高壓手段對待,以及依靠裙帶關係維持政權。

廣場上的「自由塔」,原為「國王紀念塔」(King Memorial Tower),在1971年落成,二千五百塊產自伊斯法罕的大理石,代表波斯帝國屹立至今的二千五百個年頭,大理石聚合起來,聳立懾人,象徵波斯帝國的復興。巴列維高調慶祝,過程中以上賓格調款待過國家元首,諷刺的是,慶典卻進一步虛耗國庫,令國家更積弱 - 據說埋單計數,慶典就花了一億美元,低下階層卻日益貧困。這個偌大地標,就成功令大眾每天更憎厭現有政權。

另一邊廂,什葉派領袖霍梅尼崛起,既衝著巴列維政權,更針對背後的「邪惡外國勢力」,勢要為當年政變算算帪。在流亡期間,他不斷鼓吹伊斯蘭復興思想,針對西方文化如何令伊朗社會走向墜落衰敗。之後,政府將伊斯蘭曆法改為波斯曆法,更進一步觸怒了國內回教徒。反對勢力逐步壯大,政府加強鎮壓,原本中立的派系慢慢加入激進反對陣營。

1978年,反對浪潮已經無法收拾,巴列維一廂情願美國會及時介入,不知當時美國總統卡特對伊政策已陷進退失據境地。踏入12月,二百萬人聚集在這個廣場,在拱型標誌下振臂高呼,不揪巴列維下台誓不罷休。

到了1979年116日,巴列維王朝被推翻,伊斯蘭共和國建立,這裡也被改名為阿扎迪廣場 – Azadi在波斯語就是「自由」、「解放」的意思。標誌波斯輝煌歷史的地標,沒有想到成為傀儡帝制的落幕背景。

美國人經常問,為何中東國家如此敵視自己。其實,自己鑄成的孽,誰人能饒?

(三個廣場的故事,二)

Tuesday, January 8, 2013

燈滅、人散、戲落幕

(Casa Rosada, Buenos Aires, Argentina)

貝隆夫人只活了三十三年,短暫生命卻像電影,每一幕都是轟轟烈烈。

因緣際會,自己也是在人生第三十三個年頭到訪阿根廷。夜幕低垂,走在五月廣場(Plaza de Mayo)之中,心想這位仍備受阿根廷人視為國母的人物,真的活出那份寧作飛灰、勿作浮塵的豪情,容不下一絲淡泊。

而這個玫瑰宮(Casa Rosada)的陽台,就好像特地為貝隆夫人而建的舞台,讓她震撼人心、牽引心靈,也見證了她的冒起與殞落。

序幕是在1945年,貝隆夫人仍是Eva Duarte,一個由鄉村到布宜諾斯艾利斯討生活、慢慢往上爬成為演員及電台主持的女子,亦與副總統貝隆相戀不久。貝隆高舉討好工人及草根階層的政綱,聲勢日隆,結果被軍方軟禁並強迫辭去副總統職務。眼見情人身陷險境,Eva不惜一切營救,決定冒險在電台號召支持者上街,利用群眾聲勢迫令軍方退讓。

勞動階層擔心貝隆一落台,意味著所有左傾政策都會推倒重來。那一晚,支持者蜂擁擠進五月廣場中,Eva孤注一擲,走到玫瑰宮的陽台,以非凡的演說技巧,宣佈貝隆將參加總統大選,要求軍方立即放人軍方最終無奈同意。那一夜徹底改寫了阿根廷的歷史,而她,只有二十六歲。

貝隆勢如破竹,一年之後正式登上總統寶座,這位原本寂寂無名、被父親遺棄的私生女Eva,也一躍成為第一夫人。在向選民道謝的祝捷會,她再度站在玫瑰宮的陽台,當然沒有像電影《貝隆夫人》中那樣唱著《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台下也沒有哲古華拉。她娓娓向群眾說,「你們的苦楚,我一一嘗過;你們的貧困,我親身經歷過。貝隆拯救了,也會同樣你們。」那一夜,三十五萬人同呼吸、同心跳、同歡呼,迎接新時代的來臨。

五月廣場的這一幕,注定成為歷史。

誠然,如此種種在玫瑰宮發生,是有點吊詭的。一百多年前,前人選擇把這座大樓塗上胭脂般的粉紅色,是為了調和聯邦和統一兩派的分歧,因此把分別代表兩黨的紅色和白色混合。但貝隆所行的是赤裸裸的民粹政治,為了取悅藍領階層,製造貧與富之間的對立,兩極容不下中間,而貝隆夫人就正正是這種民粹主義最忠誠的執行者。

但同時,相信沒有人會懷疑,貝隆夫人對低下階層的關顧是真摰的,對自身境遇有所感懷,自然體會工人及貧苦大眾的艱苦生活;為婦女送奶粉、走貧民區為窮人建學校和醫院等舉動,或許有著政治計算,但阿根廷人更願意相信,貝隆夫人的種種童年回憶已成為永久的人生烙印,扶貧濟弱、悲憫孤寡對她來說,是最自然不過的人生選擇。

貝隆夫人註定是個讓人又愛又恨的人物,永遠成為舞台上的主角。可惜,世界上始終沒有退不下的舞台。1951年,她的病情惡化,徹底被癌症擊倒,疲弱身軀再抵受不了國家之重與及政治之險。那一夜,她帶著倦容站到陽台上,黯然向群眾告別。那個晚上,五月廣場上依舊萬人空巷,興盡悲來,舉國同哀。

燈滅、人散,再精彩的戲,始終要落幕。

(三個廣場的故事,一)

(小插曲:阿根廷人一直對《貝隆夫人》這部電影耿耿於懷,因為覺得劇本醜化了這位國母,電影更曾一度在阿根廷遭禁播。當年電影在阿根廷拍攝時遭受諸多阻撓,但唯獨在玫瑰宮那兩幕,主演的麥當娜親自致函當時的總統,要求在實地拍攝,並奇蹟地獲政府答允。或許因為阿根廷人仍緬懷那兩幕歷史場景,電影既要重塑當時情景,就把那激昂熱情在歷史現場當中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