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過穹頂的那束光

(Mayr Tachar, Echmiadzin, Armenia) 

星期天的亞美尼亞，真的不一樣。

這個處身高加索山脈的小國，一般人認識並不多。當然，只要稍為翻查歷史，就會知道其實它是全世界第一個信奉基督教的國家。亞美尼亞使徒教會（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在世界的地位舉足輕重，它已屹立二千年，源遠流長，本身獨立於羅馬天主教與東正教，宗教地位崇高，在世界各地亦可以找到分支。

選擇在亞美尼亞待一個星期天，朝早便動身出發到訪使徒教會的發源地埃奇米阿津（Echmiadzin）。一踏進教堂區域，宗教氛圍立即籠罩及感染所有人。無論男女老幼，臉上都只有一個表情，或曰敬奉，或曰感恩，或曰虔信。

在教堂區域當然豎起不少十字架石（Khachkars）。這些石碑是亞美尼亞宗教精神最細緻的體現，既是紀念及膜拜之物，也是連繫人世和聖靈的媒介。單在亞美尼亞之內，就有大約五萬座這裡的十字架石，上面刻上不同裝飾圖案，雕琢精緻驚為天人，而且沒有一座是相同。

豎立十字架石的原因也層出不窮，可能為了節慶、禮拜、出征或家庭喜事。這些石碑本身就是藝術的體現，亦是世界趨之若鶩的文化遺產。十字架石被豎立之前，必需經過祝福及抹油封聖的儀式，自此，信徒相信石碑就擁有神聖力量，可以保佑世人、救贖靈魂及喚起對先人的思念。

十字架石體現亞美尼亞人對宗教的追求，而宗教的力量亦令這個民族就算飽受劫難，仍然倖存在小亞細亞的狹縫。處身東與西、歐與亞之間，地理位置注定阿美尼亞要連番飽受被吞併之苦 – 這裡曾經向波斯、羅馬、拜占庭稱臣，到了近代，亞美尼亞輾轉依附沙俄，卻萬料不到因此令自己陷入瀕臨撕裂的境地，更招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土耳其殺害和驅趕(種族屠殺之說，至今雙方仍各執一詞)。

阿美利亞最終亦難逃成為蘇聯加盟共和國，卻不見得有任何好處，共產統治留下烙印至今，苦痛居多 - 當年正正是蘇聯把阿美尼亞視為神聖的亞拉拉山拱手讓給土耳其，成為這個民族永遠的痛。

讀到美籍亞美尼亞裔作家William Saroyan的一段話，至今難忘：「來吧，看你有何能耐消滅亞美尼亞人！驅趕他們到無水無糧的沙漠，燒毀他們的家園和教堂。然後，看看他們是否就此不再大笑，不再吟唱，不再祈禱。讓亞美尼亞人其中兩個人在世界任何角落相逢，你會看到他們如何重建一個新的亞美尼亞。」

是的，只要兩個人相逢，就可以重建一個國家 - 那是多麼深刻的豪情壯語，宣示最剛烈的民族性格。當自己接觸多了這裡的歷史曲折，我慢慢覺得，置身城內各處的十字架石，跟亞美尼亞人非常相似，他們固然都有其獨特的個性，但卻同時呈現頗一致的民族性格：忠於過去，堅守信仰，並以宗教賦予的力量，應付蒼天降下的種種劫難，屹立至今。

在教堂內，當地人都對這個香港人感到好奇，紛紛要求合照，民族之間的隔膜，轉眼間就消弭。禮拜開始，在禱告聲中，信徒逐一親吻十字架，接受上主的保佑。陽光穿過教堂頂部的窗，凝聚成一束白光，照在禮台上。眾人歌唱，禱告聲在教堂內迴盪。

那一刻，只要是人就會被觸動，無分宗教、民族。

(三個十字架的故事，二)

微風中，十字架在響

(Hill of Crosses, Siauliai, Lithuania)

蔚藍天空下，太陽銀光從雲邊滲出。微風飄拂吹過，木的碰撞聲、金屬的叮噹聲，配合得像交響樂一樣。置身在十字迷宮之中，那份神聖的氛圍，筆墨無法形容，一切盡在不言中。

這裡是一個由十萬個形狀、大小不同的十字架所構成的山丘，經年累月，十字架山就像擁有生命一樣，自我生長、伸延。十字架上刻著不同名字、年份，層層疊疊，相互交落，佔據視線每一角落。有些十字架更高達數米，在遠方亦能見到陣勢。

這個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地方，位處立陶宛中部，一處經常被忽略的國度。

立陶宛曾是中世紀洲面積最大的王國，雄霸歐洲東北。可惜，如同其他被夾在大帝國之間的民族國家一樣，立陶宛的歷史路走得特別顛簸。這個民族及後被幾個帝國相繼吞併，最後納入俄國版圖之中。

十字架是宗教力量的象徵，十字架山更與立陶宛的興衰起落結下不解之緣。十字架山的起源，其中一個說法正是由於立陶宛人在十九世紀中起義對抗俄國沙皇，可惜最終事敗，家屬未能尋回殉道者的屍首，因此在這被視為神聖之地的小山崗豎起一個又一個十字架，以紀念英靈亡魂。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立陶宛迎來短暫的獨立，立陶宛人又蜂擁而至，十字架悽悽而立，以紀念在戰事中陣亡的親友。

可惜，獨立是短暫的，二次大戰以後，世界政治形勢急轉，波羅的海三國「被加盟」成為蘇聯一部份，經歷數十年的鐡幕統治。蘇共統治否定宗教，更不容加盟國彰顯其民族性，因此也極力壓抑當地天主教勢力，十字架山自然成為眼中釘。偏偏在當時，大量立陶宛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家人朋友無法扭轉命運，唯有跟隨舊俗，繼續在這片土地豎起十字架，向遠方送上祝福及思念，也向當地政權作出無聲抗議。

蘇聯曾經三次大舉移走十字架，推土機駛到山崗上大肆破壞，所用理由層出不窮：國家機關人員先認為不少十字架沒有藝術價值，有礙觀瞻，理應拆除；之後他們指國家資源匱乏，因此需要移走十字架，回收珍貴的木材及金屬；然後，他們指山崗衞生環境惡劣容易滋生病疫，因此國家特務機關人員把十字架山圍封並派人把關，外人不准進入，更有計劃找時機把整片土地全面淹浸。

當然，有些事情是越禁越烈的。當局每次移走十字架後，第二天新的十字架又神奇地出現。這當然是附近居民做的好事，而十字架再不只是宗教的象徵，更有其政治面向：一個個十字架，蘊含當地人的反抗精神，向壓迫宗教堅實而沉默地說不，宣示對抗外來高壓統治的心志，決定與蘇聯政權周旋到底。

到了蘇聯解體，立陶宛重新立國，得以重生。十字架山也得以重見天日，繼續自我「成長」，並成為立陶宛重要的歷史地標。每一個十字架，都蘊含著一個故事，串連起來，就組成一個對抗外來壓迫的民族印記。

偶而見到耶穌受難的雕像，也與立陶宛人堅韌無比的精神相呼應。究竟是甚麼令這個民族擁有如此堅定的信念，讓他們捱過時光的拔河、歷史的劫難？

我掛上一個小十字架，祝福這片土地、這個國家。

在微風中，十字架叮叮在響。

(三個十字架的故事，一)

哥倫布的「亞洲夢」

(Monument to the Discoveries, Lisbon, Portugal)

喜歡望海，因為海洋充滿故事。一片汪洋，曾經讓無數航海家傾注熱情、賭博生命，倘佯在內，過著流浪的宿命。每個海岸均有其獨特故事，說也說不完。

葡萄牙里斯本的海岸線，更加值得書寫。五百多年前，多少航海家在此出發，帶著冒險精神，毅然飄洋過海，只為一個信念，就是遠方有未知的新大陸，蘊藏無盡的財富與機遇。如是者，人類開創了改變歷史的大航海年代，那座沿海而建的紀念碑，就是紀念一眾葡萄牙的冒險家。

在眾多人像雕塑中，卻獨欠一名曾在葡萄牙駐足良久的大航海家：哥倫布。

哥倫布的缺席，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儘管他曾與葡萄牙結下不解緣，但他的成長與成名，都不在這塊土地。

哥倫布在熱那亞出世，偶像是馬可孛羅，嚮往流浪冒險的基因，也是在意大利孕育的。熱那亞是船航繁密的口岸，也是歐洲繪製地圖的中心，兩者給合，就是孕育航海家的上乘土壤。哥倫布在童年時已經熱愛跟隨船隻出航。1476年，他跟隨一艘船出發去英國，不幸途中遇上海難，船隻沉沒但他卻奇蹟獲救，保住性命。這次奇遇也許是上天旨意，要他捱過這一劫，並在以後的人生完全改寫世界歷史。

長大後，哥倫布娶了葡萄牙籍妻子，也遷到這沿海王國居住。他心中有一個「亞洲夢」- 當時歐洲向東航海路線已經打通，但主流想法仍是「地球是平的」。哥倫布卻堅信「地球是圓的」，只要「一路向西」，船隻理應也可以到達亞洲。他努力遊說葡萄牙國王資助西航冒險，但就與其他走在時代前端的先行者一樣，都是碰到「別人笑我太瘋顛，我笑他人看不穿」的窘困，其他人對這個「亞洲夢」一笑置之，認為只是瘋子的一派胡言，船隻一路向西，只會到達地球邊緣，跌下無盡的深淵，永不翻身。

遊說葡萄牙國王及貴族失敗，哥倫布輾轉到了熱那亞、威尼斯與英國，仍然不果。最後他到了西班牙，幾經轉折之下，終於成功說服伊薩貝拉女王（Isabella）和培雷茲主教（Juan Perez），西航計劃終於成行。那年，哥倫布已經四十六歲，妻子已病逝，「亞洲夢」卻從沒更改。

1492年8月，哥倫布率領三艘船艦，一直向西航行，兩個月只見茫茫大海，沒有任何陸地踪影，船員也開始鼓燥。直至他們在海面上見到浮動的蘆葦，知道新大陸不遠矣，第一個島嶼也慢慢出現在視線內。船員踏上這個島，感覺像被上主救贖一樣，因此把它命名為「聖薩爾瓦多島」（San Salvador），即是「救世主」的意義。哥倫布相信他已登陸印度西部，因此把那一帶島嶼冠上「西印度群島」之名 – 那是今天的巴哈馬群島，位處加勃比海。及後，哥倫布踏足古巴與海地，並在海地建立了第一個殖民地。

回程時，他們因天氣惡劣而被迫在里斯本泊岸，這是他航行歷險中唯一在葡萄牙停留之時。之後船隊凱旋回歸西班牙，發現新大陸的消息不脛而走，傳遍歐洲。國王也兌現承諾，把哥倫布封為殖民地總督，並將獲得十分之一來自新大陸的財富。而首航成功後，哥倫布一心繼續探索「亞洲」，及後三次航程，他先後發現牙買加、南美北岸、中美洲一帶，當然只見美洲土著，沒有碰見任何亞洲人，更遑論找到馬可孛羅所形容「黃金遍地、香料盈野」的亞洲土地。

由於在美洲一帶未見大量金銀財富，哥倫布也漸漸失去西班牙國王的信任，最後更被剝奪總督身份，喪失一切優待。最後一次航行，他一心為了尋找通往印度洋的馬六甲海峽，結果僅到達中美洲一帶，探險以失敗告終，哥倫布返回西班牙，懷著飄渺「亞洲夢」，鬱鬱而終。

當然，可能哥倫布至死也不會知道，自己當天誤打誤撞踏足美洲，徹底改變人類歷史，影響至今 - 西班牙躍升成為最強盛的殖民帝國，西歐各國也找到開闢美洲的大門，大舉侵略與搜刮當地資源，另一邊廂，美洲人陷入黑暗殖民統治，數百年飽受屈辱、屠殺甚至滅族之痛。

哥倫布的「亞洲夢」，最終由麥哲倫完成。當他在菲律賓被殺後，其船員繼續航行，最終經過好望角，環繞地球一圈，證明地球真是圓的(那又是另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而儘管在所有美洲國家都有以哥倫布命名的地方，但諷刺的是，美洲大陸卻是以一位意大利人命名 – 這位名為亞美利哥的學者最後證實，哥倫布所踏足的並非亞洲大陸，而是在當時不為歐洲人所知的新國度。

哥倫布到臨終時，「亞洲夢」還未破滅。也許這是上天開的玩笑，但想深一層，難得糊塗，不是更好嗎？

(三個流浪的故事，三)

流浪者的「天性」

(Siq, Petra, Jordan)

約旦佩特拉(Petra)是處讓人神往之地。走在峭壁之間的狹縫，越過彎曲的蛇道(siq)，高約四十米的神殿大門活現眼前，莊嚴宏偉。這裡縱然沒有《奪寶奇兵》中的聖杯，但紅色岩石在朝陽中閃耀，讓人目瞪口呆。

由七彩色組成的山丘形態奇特，只要陽光角度適中，遠眺起伏山谷，就像見到一條彩色絲帶伸延至遠方，目不暇給。

決定偏離主流路線，踏上崎嶇山路，尋找某些較偏遠的景點，奈何中午時份炎陽高照，拖著受水土不服煎熬而疲憊不堪的身軀，勉強捱過蜿蜒上坡路。一直暗罵自己何解自討苦吃，直至找到一小石壁，在陰影下稍作休息。隔鄰一位婦人穿著班駁衣裙，帶著幾個小孩子，在石壁下的小空間攤開彩色布，開了火爐煮茶，小孩則用手扒食，同時好奇地望著這位落難遊人，天真地笑。那位婦人見我疲累，用手勢問我要否喝口茶。儘管語言不通，但感覺非常窩心。

這就是我與傳說中的貝都人(Bedouin)最近距離的接觸。

貝都人其實是個統稱，偏及中東及阿拉伯半島各地，傳統就是過著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一生一世都在荒漠中遷徙，「安居樂業」不是他們那杯茶。貝都人長遠而來就是「無政府主義」的信徒，不服從部落傳統以外任何法規制度，甚至連國界也不放在眼內。(當然，到了近代他們也始終要妥協，服膺申請國籍的規定，但據說很多老婦基於傳統忌諱拒絕拍照，所以他們都獲豁免不用在護照上貼上近照。)

在荒野中，他們既畜牧也狩獵，有些部落更擅於洗劫沙漠上的商旅。嚮往自由的血在流，那份「失自由毋寧死」的遺傳基因，主宰著這個民族的生活與生存。都市人往往視搬屋為一大苦差，但對他們來說，遷居卻是一種生活習慣，也是生活樂趣。沙漠無邊，天地任我行，流浪基因稍一作祟，他們便會立即拆下帳棚，動身找個喜歡的地點，新的「家」不消一會又再出現。

以天地為家，太陽星辰告知時間軌跡，觀星聽風就知天氣變幻，人完全擺脫都市的束縛；但要每天餐風飲露、奔走風塵，在天地蒼茫之中承受荒漠之苦，以及因沒有農耕經濟而致的貧困境地，就是絕對自由的代價。

當然，嚴苛環境促就貝都人自成一格的遊牧文化，尤其在傳統醫藥、飼養駱駝、帳篷工藝、荒野求生等各範疇，均蘊含細緻的生存智慧。如此種種，他們沒有文字記綠，只透過口喻一代一代傳承，延續至今。好客之道也是貝都人的民族性格，就算生活再刻苦，有朋自遠方來，他們都會熱情款待，視外賓為自己家人。

當然，人類學提醒我們，所謂的「民族性」，往往是被建構出來，內容立體多變，太過定格的想像，容易以偏概全。例如不少貝都人其實是從事農耕甚至完全不懂騎駱駝，跟一般人對他們的主流印象大相逕庭。

而都市化始終徹底影響貝都人的生活。現時汽車已取代駱駝，成為沙漠中最主要交通工具，供水系統伸延到沙漠中，也改變了貝都人的生活模式。再者，貝都人也始終要面對是否融入都市生活這個吸引選擇。就以佩特拉的貝都人為例，現時他們已遷到附近容許居住的區域，過著半定居的生活，而為了讓下一代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他們或多或少也願意選擇在學校附近地域定居，從此落地生根，道別遊牧生活。

這回到人類學一個老問題：究竟所謂的「天性」，其實是否只是為了應付外在環境而出現，所衍生出的生活模式，在特定時空被不斷重覆，再經過世世代代相傳，好像融入一地人的文化基因。然而，當環境轉變、物換星移，人需要選擇新的生活方式，所謂的「天性」也就自然逐點磨滅、跟隨變化。一切一切，都是為了生存而已。

這個問題，遊子不敢下定論，但我傾向相信，那幾位天真爛漫的孩子身上，仍殘存流浪者的基因，而貝都婦人泡製的茶，甘香非常，讓遊子回味至今。

(三個流浪的故事，二)

註：一般人對貝都人認知不多，印象往往只建基在一些簡單旅遊資訊。幸好，Marguerite van Geldermalsen出版了自傳，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這位紐西蘭女子當年來到佩特拉，就與一位貝都男子互相吸引，最後下嫁到那裡並定居下來。在丈夫2002年去世之後，她回到澳洲完成自傳《Married to a Bedouin》，讓世人可以了解這個神秘的族群。據說她現時已回到佩特拉，跟兒子一起經營紀念品專賣攤，可惜這次緣慳一面，沒有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