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就如水輪轉

(Norias, Hama, Syria)

哈馬市的河在流，水輪在轉，橫跨世紀。

那是一個平靜的早上，陽光照在河上，水面閃爍發光。微風輕送，葉兒颯颯作響。哈馬市舊城區仍保留了中古世紀的特色，周圍環境寧靜而祥和。偌大水輪在河道上轉動，水輪旁邊設有石階，讓遊人可以近距離感受其轉動。木板咭吱咯吱作響，水被轉到高處，水滴飄拂形成水簾，陽光穿透在內，折射出一道斑駁彩虹，若穩若現。

城中十七個轉動水輪，成為哈馬這個敍利亞中部城市的象徵。由於這裡地面高於彎曲流動的奧倫提斯河，河堤深而垂直，難以取水灌溉，因此早在四世紀，當時的人便在河道上興建水輪，利用水力推動巨輪，把水載高並帶到引水道，藉此灌溉附近農地，擴大耕種面積。這是個非常有智慧的設計，亦是人類比較早期的水利工程。

當然，單靠流水與水輪的智慧，未能為哈馬帶來平安，一切還看天時地利。水輪就好像預示了哈馬的命運 - 悲劇不斷循環，周而復始。

哈馬的位置，正在阡陌之界，永遠處身在狹縫：劃一條橫線，敍利亞夾在東西方文明之間，十字軍東征不少戰場就在這片廣袤疆土；再劃一條縱軸線，哈馬處身大馬士革與阿勃頗兩個古代皇朝權力中心之間，難以獨善其身。也是如此，戰亂就如水輪轉，每隔一段時間就到臨這一帶。

到了敍利亞宣布獨立，悲劇仍然循環不息，不斷重覆。

自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上台成為總統後，確立少數派阿拉維掌權的局面，引起多數的遜尼派不滿。伊斯蘭分子與政府不斷對峙，激進的穆斯林兄弟會多次在哈馬市引發騷亂，並在1980年嘗試刺殺哈菲茲但不果，之後更在哈馬發動武裝起義。哈菲茲忍無可忍，在蘇聯的默許下，於1982命令軍方大舉轟炸，把哈馬市炸個稀巴爛。當時處處斷垣殘壁，荒煙蔓草，大街小巷就是殺戮戰場，最終以萬計的人喪生，另外數之不盡的戰囚在獄中受折磨或被殺，大量的清真寺和古跡被摧毀。這就是著名的「哈馬大屠殺」，被修復的美麗舊城區當中，偶然還會找到當年破壞的痕跡，傷口隱隱仍在痛。

當哈菲茲兒子巴沙爾上台時，敍利亞人曾期望統治會變得開明，政府會為當年的受難者平反。但這位在倫敦就讀醫學的新總統，並沒有完全受西方文明薰陶，決定延續鐵鋺統治，更遑論為當年的屠殺而平反。

突尼西亞年青人把心一橫自焚，掀起席捲中東及北非的茉莉花革命的浪潮，敍利亞的反抗最為慘烈，弄得哀鴻遍野，生靈塗炭。世界大國既害怕影響區域的武力平衡，又擔憂自己會無意地陷入另一個軍事泥沼，因此只願意停留在「出口術」層面，心裡面還是投鼠忌器。大國的噤聲曾製造悲劇無數，三十年後的今天，歷史好像又再重演。

幾年前在敍利亞到訪過的不少地方，今天已變成內戰現場，當然也包括了哈馬區域。不知那些水輪會否像歷史的巨輪一樣，在烽火中仍然循環再轉？

(三個流水的故事，三)

新疆有一個樂園

(坎兒井，吐魯蕃，新疆)

如果由我負責設計一所中學的國民教育課程，必定要求校方出錢出力，送學生到新疆。因為一個人只要走出嘉峪關，就會感受到在學校所接受多年的中國歷史教育，是多麼的以偏既全。

中國實在太大了，邊陲地區與中原地帶的文化及國情有天淵之別，但邊疆的民族皇朝，或因中原強盛而臣服之，或因中原積弱而入侵，輾輾轉轉融入中國的文化歷史體系，同樣是中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書本上我們只集中中原華夏的部分，以漢族人眼光去看邊疆，當然只能理解一半的中國。

到了新疆，所有事都要以新角度對待。無情的大地顯示絕對的荒蕪，極端得讓人喘不過氣，大巴在沙漠中緩緩前進，車輪轉動掀起一條長長風沙尾巴，過了一個荒山，另一個又緊接出現，殘酷環境令這裡的文化與「生存」這命題環環緊扣，甚麼精緻文化、吟詩作對甚至是傷春悲秋的情懷都只能靠邊站。這是真正單純為了活命的生存模式，沒有順意不順意、理想不理想可言，人生回歸到原始線上。

以這個視野觀之，就能明白新疆坎兒井的驚人之處。吐魯蕃盤地極度乾旱，但僅數十里外有高山儲積大量雪水，難題是，如何把水穿過陡峭山坡送到沙漠？

由於地型限制，興建運水管道非常困難，他們因此想出更厲害的方法 –在山坡上往地下鑿，開挖一個又一個近乎垂直的井(最深的可達九十米)，尋找藏在山中的水源，然後依地勢在豎井底打造暗渠，把豎井連接起來，建立一個地下河流網絡，把水引到沙漠盤地，再送到地面民居及農田，以作人畜及灌溉之用。

這項浩瀚的工程，令人可以在沙漠中建立綠洲，在人類歷史上也具重要意義。吐魯蕃是絲綢之路上重要的中途站，因為坎兒井確保了穩定的水源，令到一隊隊駱駝商隊可以及時在中途補給，以應付穿過塔克拉馬干沙漠(塔克拉馬干的當地語譯正是「進去了便不能出來」)的漫長旅程。沒有這個荒漠中的綠洲，古代不少長途商貿和文化交流無從說起。

也是明白了這些歷史脈絡，再見到掛在遺址門口上「坎兒井樂園歡迎你」這個招牌，便深知不妙。

不得不佩服內地人(漢人？)的智慧，可以把最厲害的歷史遺跡，用圍欄重重包圍，然後在裡面放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裝置擺設，憑空捏造一些所謂「旅遊資源」，結果將遺跡降格至俗不可耐的遊樂園。

坎兒井這個與長城、大運河齊名的中國古代建設，當被「活化」為旅遊區後，套上「坎兒井樂園」的大名，內裡有A版維吾爾族拱廊通道、俗氣的展覽廳、洋溢「濃郁民族風情」的民族街，以及維族歌舞表演廳，一瓦一磚都在提醒遊人，建構所謂具「民族特色」的旅遊景致，可以變成粗暴地扭曲一地文化的災難。

(三個流水的故事，二)

曲水有情

(Falaj, Oman)

生活的道理其實很簡單，要麼克服困難，要麼被困難擊倒。

置身於寸草不生、風沙撲面的荒漠之中，「活命」這個主題注定蓋過一切，所謂生活，只能以最純粹的狀態呈現，蒼茫境地只容得下堅強與孤寂，容不下脆弱與退縮。

水是生命之源，因此任何大文明都是孕育自河流。尋找水源，是人類歷史的大科題。認命的，人會遷就大環境，因此古來就有逐水草而居。但在荒漠之中，何處是綠洲？那裡見甘泉？

或許環境越極端，真的更能迸發大智慧。

二千多年前，為了克服水源問題，居住在阿拉伯半島阿曼的民族進行了史無空前的大建設。他們在荒漠之中興建一條又一條的輸水道(falaj)。透過精準的設計，這些水道不用機器扶助，只是利用地勢高低的落差，把遠方高山的水穿越數十公里引進荒漠，再透過細密輸水網，把水引到不同角落。這些水道有不同設計，大部份藏在地下以減少蒸發，有部份則是外露，供人及牲畜飲用，進入村內水道則是縱橫交錯。這個龐大而細緻的輸水網絡，令阿曼人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把與大自然角力的形勢扭轉，不再需要「望天打卦」，單靠下雨而來的水過活。

有了水，人就可以聚居，社群因此出現。資源需要小心管理，否則就會出現經濟學者所云的「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 。其實古代人早就明白這道理，因此，他們竭力想出共同管理輸水網的制度，例如這些水道有私人及公家之分，公共的需要由整村人共同管理及維修，他們甚至創出「股分制度」，每個農田主人都是「持份者」，每年要繳納資金，集資聘請維修人員，確保水道不會失修；每個區域都會根據土地面積獲得一定供水配額，配額可以買賣，由專業的「水計員」執行；為確保各農主不會盲目爭奪水資源引起糾紛，他們甚至編製輸水更表，利用大石作「開關掣」堵塞水道，把水在特定時段依序輸到不同地域。自伊斯蘭教植根中東，後來的水道設計也一定確保水流經回教寺，以體現他們對宗教的追求。

到了今天，大部份古色古香的舊水道被水泥加固了，有點面目全非，但水依舊在流，現代人或多或少仍能撫今追昔，感受蜿蜒水道如何為沙漠中的人帶來活命機會，也促成了社群網絡的出現， 使荒漠生存再不是你爭我奪的求生遊戲，更能孕育出共生共存共患難的情誼。

(三個流水的故事，一)

燃油補貼盜竊案

 (Victoria Island, Lagos, Nigeria)

要以最短時間了解一個國家的情況，最好的方法是跳上一輛的士，向司機問長問短。的士司機走遍城市每一角落，接觸不同階層及背景的人，自然最能緊貼國家脈搏及民生社情。

那時身處尼日利亞經濟首府拉哥斯(Lagos)，託旅館召了輛的士，載我到內陸機場向北部進發。那個的士司機果然「不負所望」，侃侃而談，問我西非旅途中的遊歷觀察，也不斷講述自己環遊世界的「威水史」。他抱怨外人對西非有太多偏見，尼日利亞絕對值得遊客一來。

我問現時生活苦嗎？他說還過得去，只是國家人口太多，難以發展，所有人都跑往拉哥斯討生活，治安自然難以維持。

當然，他並沒有明言的，是尼日利亞貪腐嚴重，一般百姓生活困苦。我經陸路由貝寧入境，晚上途經拉哥斯邊陲地區，平房簡陋兼日久失修，居民寧以爉燭照明也不開電燈，據說除了大城市以外居住環境都是這個樣子，而尼日利亞人均每天收入只有兩美元，在非洲榜末徘徊。那天晚上入境時，也吃過了不少苦頭，感覺是所有擁有權力的人員，都會扭盡六壬，以各種方法從普通人身上搾取好處，如同吸血蟲一樣。

被邊境站崗人員「攔途截劫」當然令人氣憤，但相對尼日利亞整個國家面對的另一種猖獗盜竊行為，這些只算是小兒科。

尼日利亞是非洲的最大產油國，貢獻了國家絕大部分的外匯。可是國內沒有足夠煉油設施，因此要大量輸入成品油以應付國內的能源需要。為了減低對民生影響及經濟發展，政府一向提供燃油補貼，以公帑津貼入口石油以降低價格。

龐大的盜竊案與官商勾結，就由這燃油補貼開始。

不少油商賄賂政府官員，以開水填滿油缸，然後獲官員確認這是石油，從中騙取巨額政府補貼。有些「水為財」致富的油商更得寸進尺，在外地購置煉油設備，把國內原油偷運到自己的煉油廠，經提煉後再以高價輸入尼日利亞，賺取豐厚利潤。透過這些技倆，估計竊油集團在過去兩年就把60億美元袋袋平安。

這是明目張膽地盜竊國家財富，對於一個石油出口國，居然要輸入七成成品油供內需，而普羅百姓居然無法享受任何石油帶來的財富，這是何等諷刺？

這是一個死結，一般百姓心知肚明，燃油補貼養肥貪腐集團，但這亦是唯一途徑讓普通人享受石油業帶來的丁點好處，而貪腐集團根深柢固，政府有多大決心亦難以扭轉局面。政府嘗試大幅撤減燃油補貼，並承諾把省回的錢放在基建及社會投資，但這卻直接刺激交通及食品價格，一般百姓利益立即受損，結果引發國內史無前例的大罷工。況且市民已經不再信任政府，認為省回的錢最終還是會被貪官予取予携。

我問的士司機，你相信有人能扭轉局面、整頓這個爛攤子嗎？他冷笑一聲，沒有回應。一切盡在不言中。

(三個盜竊的故事，三)

西乃抄本羅生門

 (Saint Katherine Monastery, Mount Sinai, Egypt)

從遠處看，聖凱瑟琳修道院(Saint Kathering Monastery)真的像個隱世秘境，附近只見光秃峰巒，修道院被荒漠重重包圍，完全與世隔絕。也許正是因為這份荒涼，令修道院避過一千七百多年的戰火與橫禍，屹立至今。

修道院被石頭砌成的高牆包圍，沒有設置大門，只靠兩道小木門作為出入口，修士就在裡面隔絕於世間紛擾，靜靜潛修。現時修道院每天只開放數小時，遊人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者通常在登上西乃山看日出後，就會徐徐下山，走到修道院等候，當小門一開，便慢慢魚貫入內參觀。

修道院對信徒來說，是極為神聖之地：出埃及記中有不少重要章節被認定是在這個山頭發生(例如上帝使者在火焰荊棘中現身，把帶領猶太人走出埃及、朝耶路撒冷出發的重任交託給摩西)；同時，這裡所收藏的手抄古本聖經數量僅次於梵蒂岡，宗教地位崇高。

《西乃抄本》(Codex Sinaiticus)是修道院中最重要的珍藏，比起梵蒂岡所收藏的聖經抄本還要古老。約一千七百年前，抄經者用希臘文書寫聖經在羊皮紙上，然後組合成書，抄本上的新約聖經相信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版本。。可惜這個人類宗教歷史上最重要的瑰寶，現時其實主要散落在德國、英國及俄羅斯三地，修道院收藏的只有寥寥十數頁。

抄本如何流落歐洲，至今仍人言言殊。疑犯是個德國人，名叫蒂申多夫(Constantin Tischendorf)。

蒂申多夫是個大學講師，對聖經充滿狂熱，一個人遊歷歐洲與中東，就是為了搜集散落世界各地的聖經抄本。據提申多夫自己描述，當他在1844年孑然到達聖凱瑟琳修道院，剛巧碰到修士正在燃燒一些皮紙來取暖，乍看之下大吃一驚，皮紙上竟有舊約經文。他立即從火中搶救抄本，修士還嗤之以鼻指剛才已燒了兩簍皮紙。蒂申多夫向修道院拿走部份抄本到德國作研究之用，但其心志仍在研究整部《西乃抄本》。1859年，蒂申多夫成功遊說俄國沙皇，借沙皇之名向修道院要求送贈大部份抄本，並獲大主教接納。(1933年，史太林以賤價把大部份抄本賣給大英博物館，那已是後話)

但修道院中的僧侶至今仍憤憤不平，指蒂申多夫是想為自己的盜竊罪行開脫才捏造事實，其實當時修士並沒有燒抄本，而是蒂申多夫把他灌醉，再把抄本偷走。另外，當年修道院只是承諾讓沙皇借閱抄本，絕無送贈之意，當年蒂申多夫的「借據」仍被留在修道院內，作為盜竊「罪証」。

修道院雖然擁有當年的「借據」，但歷史學家卻在俄羅斯歷史檔案那裡找到修道院主教同意將抄本贈與沙皇的協議。這椿歷史上的羅生門，誰是誰非至今已無法說清，幸好有心人把放置在世界各地的抄本製成電腦影像，《西乃抄本》才得以超越地域限制，在虛擬世界中重新被「組合成書」。

(三個盜竊的故事，二)

大英贓物館

(Hoa Hakanana, British Museum, UK)

試想想，世界上那裡有大盜可以明目張膽拿你東西，然後大條道理將贓物據為己有，拒絕歸還？

除了汪洋大盜，還有大英帝國。

當年大英帝國勢力伸展到全球，不少探險家及考古學家也借殖民統治之便，走遍全世界探尋古蹟，打著「保育」旗幟，實質卻把無數珍貴人類寶藏或偷或搶運到倫敦，大英博物館也因而堪稱「賊竇」。現時不少「被盜」國家也要求博物館歸還重要文物，但館方態度非常堅定，認為那裡的專家比起所有人更懂得保存文物，為了世界人類文明的延續，博物館唯有「當仁不讓」，繼續負起重任。

巨大的摩艾石像Hoa Hakanana棲身在24號展館，如何看也覺得格格不入。石像是復活島的守護神，理應背向大海，面向大地，現時卻被困室內，如池中蛟龍。1868年，探險船到達復活島，並把龐大沉重的石像從Orongo搬走(當時據說用了三百名水手及二百名當地居民，才可以把石像搬到船上)，就此石像就離開故地，流落異鄉。

那麼，復活島有沒有要求英國歸還這位「被收藏的朋友」(Hoa Hakanana的意譯)？一次在島上的隨意搭訕，讓我遇上奇人，也知道多一點背後的故事。

在歸途中碰上一名大叔，他一身斑駁衣裳，一點也不起眼，正常人在街上與他碰面，大概會點下頭、問候一下，然後已經不知該說甚麼。閒聊一會卻發現，原來他是有名的考古學家Sergio Rapu。他用了大半生致力修復石像原貌，把倒臥的亂石像群重新豎立，重現昔日風彩。他的多年宿願，是要尋找復活島所有失落的故事及歷史，為摩艾石像重新注入生命。他走遍全球，就是為了尋求其他國家的捐款進行考古及修復工作。最終，他獲得日本的資助(而條件是要把Tongariki中最細的石像運到日本展覽)，慢慢用了十多年時間，將東倒西歪的石像逐個豎起，成就今天的面貌。

他也是首位考古學者發現石像其實有眼晴，可惜他們的眼晴被敵對部族的人肆意拿走，石像因此變成「無眼睇」。Sergio曾經做過復活島的「特首」，現在更經營旅館，開辦特色遊覽團。

他們曾否要求英國把Hoa Hakanana送返復活島？原來他們很早便跟博物館交涉，得到的回覆當然是陳腔濫調，大意是他們不想這重要文物被疏忽管理遭受破壞，因此要求復活島興建一間比較像樣的博物館，證明他們有能力保存及處理古蹟。他們依照意見，在八十年代努力籌備興建比較有規模的博物館，並於1989年落成運作至今，可惜四分一世紀以後，英國意見接受，態度照舊，事件了無寸進。

而委身於英倫的石像，仍舊要孤獨地站在第24號展館，讓異國子民在室內大歎驚奇，卻不能夠「重見天日」，感受大地的脈搏。

(三個盜竊的故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