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的流浪

(Mount Nebo, Jordan)

四十年的流浪，究竟是甚麼滋味？

薄薄煙霞懸掛上空，暮色矇矓。夕陽金光灑在附近山巒，光束照出飄浮微塵，伴著呼呼風聲，在天地穹蒼之中，遠方古城若隱若現，金色尖頂輪廓模糊。站在約旦的尼波山上，向西眺望，那個古城，就是耶路撒冷。

二千多年前，聖人摩西亦是站在這個山崗上，遙望遠方「應許之地」(Promised Land) 耶路撒冷，知道四十年的旅途終於完結，漫長流浪告一段落。

聖經中的《出埃及記》，或多或少是個悲劇。當年摩西借用上帝之力，在埃及降下十場災難，最終所有埃及男嬰一夜間死去，法老王無可奈何，唯有允許以色列人離開。摩西因此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開始漫長之旅，追尋遠方的迦南地，即是「流蜜與奶之地」。

這趟旅程註定顛沛流離、充滿劫難。當法老王反悔派兵追捕以色列人，摩西利用權仗把紅海分開，讓跟隨者通過；及後他獨自上西乃山拿取《十誡》，人與上帝正式立約。可惜以色列人反叛及懷疑神的安排，上帝決定要懲罰這一代人，至死也不得進入耶路撒冷 - 「因為你們在尋的曠野，加低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沒有尊我為聖，得罪了我。我所賜給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遠遠的觀看，卻不得進去。」

這就是一整代以色列人的詛咒，他們只能夠尋尋覓覓，在現今約旦及以色列的荒野上兜兜轉轉，一生都在流浪，直至衰老與死亡。

古代的旅行，本就是宿命之旅。出發之時，沒有地圖指引，沒有道路跟隨，上天不會為你導航，大地不會贈你憐憫。出走不為享樂，而是好像上天給與任務，無論目的是求生、探險、朝聖，路程都是受苦居多，而且福禍難卜、吉凶難料。流離顛沛變成生命的常態，旅人也有心理準備，可能一生一世都在路途上，永遠無家。

以色列人沿途開枝散葉，生兒育女，四十年後，摩西終於到達尼波山。當在這裡看到遠方的耶路撒冷，摩西心知，這將會是他與應許之地最近的距離，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多已魂歸天國，流浪的任務也可以交託給下一代的約書亞。

四十年的無根生活，就在這裡告終，摩西也留在山崗上，悄然等待生命完結，而直至今日，也沒有人知道他究竟身葬尼波山那一處。

站在尼波山上，一想到這個故事，那份神傷確實難以言喻。夕陽徐徐落下，死海沒入黑影之中，遠方聖城點點燈火亮起。帶著唏噓，遊子回頭繼續上路，而這趟旅程的終點，正是耶路撒冷。

(三個流浪的故事，一)

旅遊經濟巨輪

 (Damoen Saduak Floating Market, Ratchaburi, Thailand)

成為世界旅遊熱點，除了能致富，有時亦可能是詛咒。

異國風情，醉人景緻，透過旅遊業的操作，只要成功勾起外地人對一地文化景觀的想像，誘發獵奇的衝動與渴望，就能夠令該地變成搖錢樹，遊客及錢財滾滾而來。

當然，一切都是有代價。現代旅遊業吊詭之處，在於它製造旅遊尋幽探秘的渴望，也引進龐大經濟力量，足以根本地改變一地人文生態，舊有文化與脈絡往往被連根拔起。

因為看到明信片，才決定到訪泰國近郊的丹能莎朵水上市場（Damnoen Saduak Floating Market）。那張明信片中，艇家划著木船，穿梭水鄉，柔光照在河道上，閃爍發亮，水上風情一派悠然。儘管知道這裡早榮登CNN全球十二大徒具虛名景點之一（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我們的星光大道佔龍虎榜更高位置......），也不虞有詐偏向虎山行，一心追尋相片中的水鄉風情。

結果，當然是中伏。

其實，泰國水上市集始終是值得一遊，因為那裡正是這東南亞國家最傳統的面貌，體現了氣候及地理位置如果塑造一地獨有的生態。泰國由多條大小河流貫穿，滂沱大雨令河道經常泛濫，發展水路交通因而最正常不過。人民開始在河堤兩岸生活，高架排屋傍水而建，社群因而慢慢出現，水上市集也應運而生。

木艇是水上市集的核心，它既是交通工具，也是生財工具，更是生活空間。每艘艇就是各家各戶的流動小天地，戴著斗笠的船家穿梭於市集，買賣日常所需，人與人的日常溝通、交流，就在艇中進行。他們一邊划船、一邊烹調、一邊叫賣，展現一心多用的超凡功架，平淡日子就在艇與艇的碰撞中戛然而過。

當然，若果像丹能莎朵水上市場那麼有幸成為世界旅遊熱點，又是另一回事。

不是說這裡一無是處，只是就算水鄉外貌依舊，但內裡一切都難免變質，變成只為遊客及外匯服務，容不下傳統水上生活，更遑論那趨之若鶩的「水鄉風情」。

例如那位司機會把遊人停在距離市集挺遠的碼頭，令遊客不知身在何方，然後跟司機相熟的船家會以流利英語開天殺價，要求貴一倍的開船費而面不改容，當遊客爭辯時又忽然變得不諳英語，大家面面相覷。當人質被送上賊船，小艇駛到市集正中心，狹窄河道早迎來各方木艇，擠到大家動彈不得，最後還看船家功夫，能否在狹縫中驅船突圍而出。

上岸遊逛市集，當然到處都是遊人，狹小通路弄得水洩不通，攤檔賣的清一色是旅遊紀念品，標價比陸上市集貴一倍。基本上，這個聲稱「傳統」的水上市集，再沒有任何傳統水上市集的社會功能，一心為旅遊業服務。

當然，若果純粹以旅客身份來觀光及大吃大喝，還是挺滿足的。兩排小艇泊在堤岸，在狹小空間中泡製不同美食，大嬸用心烤香蕉、少女落力叫賣鮮果、婆婆烹調椰汁小糕、大叔兜售椰香雪糕，還有各種外觀讓饕餮之徒口水直流的美點，煎煮烤焗樣樣俱全，琳琅滿目，香氣飄逸。點中食物，船家會將食物盒放到自製的長柄筲箕，然後把柄伸出，讓人一手交錢(把錢放到筲箕中)一手交貨，配上來往小艇的碰撞聲，一切看似混亂，但亂中有序。站在石墩橋上，觀看木艇擠在一起，儘管沒有那張名信片中的恬淡氣氛，這幅畫面也能滿足遊客的一點旅遊想像。

當然，這個遊人是心存愧色的，因為自己正正參與了這裡的旅遊業經濟操作，或多或少成了「幫兇」。當旅遊業急速擴張，有多少地方，在旅遊經濟巨輪輾過之後，把原有的社區脈絡、本土文化、地區風情及日常生態完全破壞，苟延殘喘的，也不見得能夠穩住陣地。

不顧一切發展旅遊經濟，通常都落得殺雞取卵之田地。噢，他山之石，何以似曾相識？

(三個水鄉的故事，三) 

只能退到是「水鄉」

(Gondola ride, Venice, Italy)

還是乾脆承認吧，到訪威尼斯，就是為了消費這裡的「水鄉想像」。

威尼斯的故事，是讓人唏噓的。由於獨有的地緣位置，這個海岸城市成為中世紀海上貿易的正中心，能夠急速累積財富，進而雄霸一方，也隨著十字軍東征鞏固其政經地位。踏進聞名而久的聖馬可區域，威尼斯共和國的政治、宗教、經濟命脈，就集中在這一帶，不同建築華麗而壯觀，就是要宣示統治階層的權力，岸邊碼頭則是當年威尼斯商人貿易之地。這裡曾經權傾天下，影響遍及世界。

可惜，隨著葡萄牙及西班牙的冒險家開創十六世紀的大航海時代，拓展出大西洋航海路線，循地中海進行的貿易大減，加上受土耳其人侵略及黑死病的肆虐，威尼斯的沒落趨勢已成，最後拿坡崙揮軍進攻，共和國也告滅亡。

歷史就是這樣殘酷。威尼斯借天時地利之便，靠商貿及金融起家發跡，卻因為地理環境的限制，以及貴族階層壟斷財富，令到這裡無法走出海上貿易獨大、「產業結構過度單一」的困局。當地緣政治角色告終，城市也無法在歷史演變之中應對新挑戰，唯有黯然走向衰落。他山之石，何以似曾相識？

威尼斯喪失領導世界的能力，到了今天，只能退到以「水鄉」的姿態出現在世界版圖中。在這方面，威尼斯還是稱職的。走在起伏不平的路上，穿過破落樓房、阡陌河道，橫過石橋，驟見小艇輕盈而過，異國水都風情，內容樣樣齊全。

當然，除了消費威尼斯的「水鄉想像」，遊人也可以認真感受這個古老城市的點滴。當年威尼斯公爵們把不同階層、種族的人遷徙至不同區域，限制活動自由。北面的Cannaregio，是猶太人隔離區(Ghetto)，到了今天還是被遺忘的角落，河道旁的民屋、小橋失修，途人稀少，加上冬天的迷霧，此情此景仍顯得份外滄桑。

途上也經過不少修道院，至今仍拒絕外人參觀。當年的貴族女子，若不出嫁，便會成為修女，在修道院過著嚴格靈性生活。不少女孩是半推半就選擇修道，進了修道院，才驚覺那裡重門深鎖，她們從此與世隔絕，過著無慾無愛的生活。這種借「聖潔」、「貞節」之名進行的「監牢」生活，沒有因宗教改革的衝擊而改變，反而是變本加厲，修女在內每天如常生活，卻是生不如死。

威尼斯當然也有生氣沛然的一面。穿梭大小街道，店鋪掛滿精緻面具，在每年二月的嘉年華會，滿街都是帶著面具的人，大家各自收起臉容，全情cosplay一番。 

南部Dorsoduro海岸是散步勝地，內街更是世界現代藝術集中地，千奇百怪、創意橫溢的展品，造就古舊城市的新面貌；樓房外觀雖然殘舊，但不同新潮商店進駐在內，展現潮流時尚，加上河畔無數餐廳及咖啡廳，讓人飲飽食醉。

世事常變原是永恆，多少古代名城被歷史淘盡完全絕跡，威尼斯卻能夠殘存下來，以另一種形式呈現於世。就是這一點，也該值得慶幸吧？

(三個水鄉的故事，二)

舊瓶新酒水鄉遊

(Kampong Ayer, Bandar Seri Begawan, Brunei)

水鄉令遊人神往，或多或少是因為大家對城市生活有點厭倦。水上風情，時光倒流，泛舟往還，沒有擁擠人群，沒有璀璨燈火，一切回歸樸素，想像定格在舊時代。

想真一點，這是多麼落套的觀念、多麼自私的旅遊思維。古舊外觀添上現代內涵，舊瓶新酒有時更能撞出獨得風味。

由汶萊首都斯里巴加灣市的岸邊，隨意截一輛快艇的士穿梭水上村落 (Kampong Ayer)，比起參觀任何地標更加趣味盎然。

就算現今汶萊家財萬貫，汶萊河一帶依舊見到延綿水屋，三萬多人維持水上生活。那裡一帶原是沼澤，後來陸續有人來此定居，在沼澤地上築起屋子，形成數十個村落，直至汶萊皇朝建立，這裡就此成為國都。

在那個時代，由於土地還未被開發，在水上建立社區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他們把木摏垂直插入河床，再以木板建成樓房的平台，成為房屋的基礎。幾百年來，除了皇宮和一些皇家建築之外，汶萊人基本上就在河岸上建屋，話說五百多年前當年麥哲倫來到東南亞，航海紀綠中記下汶萊水鄉的面貌，跟今天的沒有多大異樣。 

木巷木橋縱橫交錯，把水屋連結起來，甚至有街巷之分，據統計木巷木橋加起來就有三十多公里長。在木板上行遊，能夠感受一下南洋人的悠閒生活態度。街坊開著大門，懶洋洋地躺在大廳，又或是三兩知己閒談，士多小店見遊人也只會點頭微笑，不會主動招徠。連小貓也匿藏在樁木之間歇息，被路過遊人腳步一嚇才靈巧地跳出來，毫不懼怕會失足跌入水中。

汶萊在婆羅洲自成一閣，有其歷史巧合。汶萊身處馬拉版圖之中，因海上貿易而興盛，卻因族群內鬥以及發現石油的關係，落入英國殖民統治，最後獨立成國。殖民政府在1888年上場，上場不久就做了決定，要把城市中心往內陸遷移，因而開發文萊河左岸的陸地，並鼓勵人民搬遷到內陸。

但水鄉生活已持續數百年，不少人堅持留在水上。受惠於石油財富，當地政府致力推動現代化，水上村莊也不例外。在四十年代，水上房屋的木樁慢慢被水泥取代，屋頂也開始使用鐵皮等金屬材料，令到房屋更耐用，之後政府在區內駁上電力及食水，其他都市設施也陸續在水鄉之中出現：在今天，除了住宅，村落中亦有商店、學校、醫院、銀行、清真寺，甚至是水上蜆殼油站！現時基本上除了要到彼岸工作賺錢之外，任何生活上的需要都能在水上解決，水上社區維持生命力，自成一閣，與陸地城市分庭抗禮。

當然，都市化是必然的趨勢，難以挽回，水鄉也經常受風災火災威脅。但是，水上人家仍是安於現狀，水鄉風情也因而得以保存。如何既保存舊區文化及人脈，同時推動發展賦與一地新的生命力，是不少城市共同面對的難題。汶萊水上鄉或許為大家留下一些伏筆。

(三個水鄉的故事，一)

革命的故事，太難寫

(Parroquia de Nuestra Señora de Dolores, Dolores Hidalgo, Mexico)

革命的故事，永遠難以書寫。

人類存在的特徵，往往在於一種說「不」的能力，這是沙特說的。人是自由的，做任何事都可以自由選擇，也由於可以對現況說「不」，人才能開創可能更好的事物。

當然，這份選擇自由是沉重的，因為任何選擇都需要付出代價。要達到這個「真實人生」的境界，人必須建構自己的存在，追尋及守護價值，直至死的那一刻。現實就是充滿枷鎖、壓迫與制肘，向現實說「不」，需要勇氣，需要血汗，需要堅持。自由沉重得令不少人選擇放棄，並不斷麻醉自己，人生就是這樣、世道就是這樣，更遑論拋頭顱、灑熱血，站出來攪革命。

驟眼看，Dolores Hidalgo只是個平凡小鎮，沒有亮麗的景點，沒有多姿多采的生活，一切再普通不過。

但其實波瀾壯闊的墨西哥革命，就在教堂外面的廣場開始。

二百年前的一個清晨，教堂晨鐘響徹全鎮，召來了附近所有生活困苦的人。當時駐在該鎮的神父伊達爾哥(Hidalgo)站在教堂門前的階台上，莊嚴地向著群眾宣佈，甚麼國王、甚麼苛稅，在今天再也不存在。「你們願意解放自己嗎？你們願意奪回三百年前被可恨的西班牙人搶去的祖先土地嗎？你們願意擔當真正的愛國者，保衞我們的宗教及權利嗎？」群眾齊聲和應：「獨立萬歲!」「絞死殖民強盜!」「殖民政府已死！」

叫喊聲此起彼落，群眾下定決心，向蹂躪欺壓印第安人的西班牙殖民政府說不，起來抗爭。「多洛莉絲的號召」(Grito de Dolores)正式揭開墨西哥革命的序幕，完全改變美洲的歷史，影響至今。

三百年的殖民統治，令到墨西哥喪失了最純正的文化，但對自身的困境、對解放的憧憬，仍然激起千重浪，一呼百應。伊達爾哥神父的起義以殉道告終，但如同其他革命一樣，群眾的憤怒已過臨界點，形勢便不可逆轉，抗爭持續，經過十一年的轉折，墨西哥人成功驅送了殖民者。9月16日，即是教堂鐘聲響起的那天，也就成了墨西哥國慶日。

革命是最絕對地向現實說「不」，註定要流血及犧牲。是甚麼激起一地人徹底的憤怒？是怎樣促就人對生活苦況及政局完全絕望，就算是九死一生亦要奮力一拼？那份悲憤，再洋灑的文字也是無法準確形容；那份歷史感、使命感，再仔細的歷史研究也是無法完全參悟。

那個教堂大鐘，到了今天仍在響。但遊人想在革命現場感受那份歷史感，頂多是一廂情願的浪漫想法。

革命的故事，實在太難書寫。

(三個廣場的故事，三)

自作的孽

(Azadi Square, Tehran, Iran)

那個平靜的黃昏，在據說「好危險好危險」的伊朗，我安心地在廣場中踱步。這個被美國套上「邪惡軸心」稱號的國度，一般人正常生活，黃昏時一家大小在廣場上聚餐，有談有笑，孩童嬉戲玩樂，樂得悠閒。不少伊朗人對外來遊客感到好奇，熱情攀談，要求合照，笑聲此起彼落。秋色漸濃，太陽沒入雲端，在夕照之下，那個由二千五百塊大理石築成的自由塔，輪廓更見奇特。

而就在這裡，阿扎迪廣場(Azadi Square) ，三十多年前凝聚了革命之星火，直至燎原。

這或多或少是美國自作的孽。在今天，美國到處高舉民主旗幟，但他們也不得不承認這段不光彩的歷史：中情局曾推翻了多個國家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因為在他們眼中，任何民主體制都要容得下美國的利益。

1951年，穆罕默德·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當選成為首相，高舉當家作主的旗幟，大力推動各項變革，誓要擺脫西方枷鎖。當時，英國操控了伊朗的石油業，摩薩台最大膽的舉措，是提出國有化石油業，直接威脅一眾西方國家的利益，毫不留情面。此舉為摩薩台嬴得成為時代雜誌風雲人物的「江湖地位」，卻無助自己捱過劫難。

英國多番交涉不果，最後決定與美國聯手，直截了當推翻摩薩台政權。那個到今天外牆仍被塗上反美標語及漫畫的的前美國大使館，裡面地牢便是中情局策劃政變的工作基地。經過多輪轉折，政變成功，帝制復辟，美國擁立了巴列維(Pahlavi)政權。摩薩台被判死緩，最後遭軟禁在家，直至殞亡，伊朗也正式與民主體制告別。

當然，怨有頭、債有主，若然未報，只是時辰未到。報應之時，在1979年。

巴列維甘為西方的傀儡，生活奢華成風，統治卻了無驚喜，連番冒進舉措把國家推進經濟停滯、通貨膨脹的困局，民怨因生活困苦不斷發醇，政府則只能以更高壓手段對待，以及依靠裙帶關係維持政權。

廣場上的「自由塔」，原為「國王紀念塔」(King Memorial Tower)，在1971年落成，二千五百塊產自伊斯法罕的大理石，代表波斯帝國屹立至今的二千五百個年頭，大理石聚合起來，聳立懾人，象徵波斯帝國的復興。巴列維高調慶祝，過程中以上賓格調款待過百位國家元首，諷刺的是，慶典卻進一步虛耗國庫，令國家更積弱 - 據說埋單計數，慶典就花了一億美元，低下階層卻日益貧困。這個偌大地標，就成功令大眾每天更憎厭現有政權。

另一邊廂，什葉派領袖霍梅尼崛起，既衝著巴列維政權，更針對背後的「邪惡外國勢力」，勢要為當年政變算算帪。在流亡期間，他不斷鼓吹伊斯蘭復興思想，針對西方文化如何令伊朗社會走向墜落衰敗。之後，政府將伊斯蘭曆法改為波斯曆法，更進一步觸怒了國內回教徒。反對勢力逐步壯大，政府加強鎮壓，原本中立的派系慢慢加入激進反對陣營。

1978年，反對浪潮已經無法收拾，巴列維一廂情願美國會及時介入，不知當時美國總統卡特對伊政策已陷進退失據境地。踏入12月，二百萬人聚集在這個廣場，在拱型標誌下振臂高呼，不揪巴列維下台誓不罷休。

到了1979年1月16日，巴列維王朝被推翻，伊斯蘭共和國建立，這裡也被改名為阿扎迪廣場 – Azadi在波斯語就是「自由」、「解放」的意思。標誌波斯輝煌歷史的地標，沒有想到成為傀儡帝制的落幕背景。

美國人經常問，為何中東國家如此敵視自己。其實，自己鑄成的孽，誰人能饒？

(三個廣場的故事，二)

燈滅、人散、戲落幕

(Casa Rosada, Buenos Aires, Argentina)

貝隆夫人只活了三十三年，短暫生命卻像電影，每一幕都是轟轟烈烈。

因緣際會，自己也是在人生第三十三個年頭到訪阿根廷。夜幕低垂，走在五月廣場(Plaza de Mayo)之中，心想這位仍備受阿根廷人視為國母的人物，真的活出那份寧作飛灰、勿作浮塵的豪情，容不下一絲淡泊。

而這個玫瑰宮(Casa Rosada)的陽台，就好像特地為貝隆夫人而建的舞台，讓她震撼人心、牽引心靈，也見證了她的冒起與殞落。

序幕是在1945年，貝隆夫人仍是Eva Duarte，一個由鄉村到布宜諾斯艾利斯討生活、慢慢往上爬成為演員及電台主持的女子，亦與副總統貝隆相戀不久。貝隆高舉討好工人及草根階層的政綱，聲勢日隆，結果被軍方軟禁並強迫辭去副總統職務。眼見情人身陷險境，Eva不惜一切營救，決定冒險在電台號召支持者上街，利用群眾聲勢迫令軍方退讓。

勞動階層擔心貝隆一落台，意味著所有左傾政策都會推倒重來。那一晚，支持者蜂擁擠進五月廣場中，Eva孤注一擲，走到玫瑰宮的陽台，以非凡的演說技巧，宣佈貝隆將參加總統大選，要求軍方立即放人，軍方最終無奈同意。那一夜徹底改寫了阿根廷的歷史，而她，只有二十六歲。

貝隆勢如破竹，一年之後正式登上總統寶座，這位原本寂寂無名、被父親遺棄的私生女Eva，也一躍成為第一夫人。在向選民道謝的祝捷會，她再度站在玫瑰宮的陽台，當然沒有像電影《貝隆夫人》中那樣唱著《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台下也沒有哲古華拉。她娓娓向群眾說，「你們的苦楚，我一一嘗過；你們的貧困，我親身經歷過。貝隆把我拯救了，也會同樣救贖你們。」那一夜，三十五萬人同呼吸、同心跳、同歡呼，迎接新時代的來臨。

五月廣場的這一幕，注定成為歷史。

誠然，如此種種在玫瑰宮發生，是有點吊詭的。一百多年前，前人選擇把這座大樓塗上胭脂般的粉紅色，是為了調和聯邦和統一兩派的分歧，因此把分別代表兩黨的紅色和白色混合。但貝隆所行的是赤裸裸的民粹政治，為了取悅藍領階層，製造貧與富之間的對立，兩極容不下中間，而貝隆夫人就正正是這種民粹主義最忠誠的執行者。

但同時，相信沒有人會懷疑，貝隆夫人對低下階層的關顧是真摰的，對自身境遇有所感懷，自然體會工人及貧苦大眾的艱苦生活；為婦女送奶粉、走入貧民區、為窮人建學校和醫院等舉動，或許有著政治計算，但阿根廷人更願意相信，貝隆夫人的種種童年回憶已成為永久的人生烙印，扶貧濟弱、悲憫孤寡對她來說，是最自然不過的人生選擇。

貝隆夫人註定是個讓人又愛又恨的人物，永遠成為舞台上的主角。可惜，世界上始終沒有退不下的舞台。1951年，她的病情惡化，徹底被癌症擊倒，疲弱身軀再抵受不了國家之重與及政治之險。那一夜，她帶著倦容站到陽台上，黯然向群眾告別。那個晚上，五月廣場上依舊萬人空巷，興盡悲來，舉國同哀。

燈滅、人散，再精彩的戲，始終要落幕。

(三個廣場的故事，一)

(小插曲：阿根廷人一直對《貝隆夫人》這部電影耿耿於懷，因為覺得劇本醜化了這位國母，電影更曾一度在阿根廷遭禁播。當年電影在阿根廷拍攝時遭受諸多阻撓，但唯獨在玫瑰宮那兩幕，主演的麥當娜親自致函當時的總統，要求在實地拍攝，並奇蹟地獲政府答允。或許因為阿根廷人仍緬懷那兩幕歷史場景，電影既要重塑當時情景，就把那激昂熱情在歷史現場當中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