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現香港 Walk in Hong Kong

久違了，因為這幾個月都在忙，為了這個計劃：Walk in Hong Kong 活現香港  www.walkin.hk

從來沒有想過創業，因為知道自己並不是一個商業觸覺敏銳的人。但是，確實認為香港需要這樣的新嘗試，讓城內人及來訪者可以感受香港精彩的一面。我們每個星期最少一次行街團，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等一切上了軌道，會慢慢繼續寫旅遊文章，免得這裡荒廢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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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行 ﹣ 細聽文化旅途

旅行，應該有其風格及深度。

在旅途中放慢腳步，用心咀嚼一地文化，體會異地的生活點滴，細味別人大大小小的故事，更勝忘我大吃大喝，或到處走馬看花趕過場。

布宜諾斯艾利斯五月廣場、北韓三八線、東帝汶聖塔克魯斯墳場、葡萄牙冒險家紀念碑、大英博物館、耶路撒冷、印度泰姬陵……這些景點為旅遊愛好者趨之若騖，但有沒有人認真聽過它們背後的故事？

匆忙旅途中，會遇上太多人，多數只能擦身而過、萍水相逢，你又有沒有試過找個機會，與地平線上那些人閒聊一番，聽聽他們的經歷與遭遇，與他們同喜同悲？只要細心聆聽，你會漸漸發現，小人物的故事其實同樣精彩，而且有血有肉。

這本書摒棄平鋪直敍，以嶄新的鋪排方式帶領你重新認識不同國家的獨特景點，讓你有另一番體會、啟發與反思。作者以廣場、墳墓、盜竊、眼淚、龍及河流等不同主題穿針引線，串連在不同地方的旅遊經歷，帶出景致背後獨特的歷史、宗教、民族及文化故事，並記錄旅途中所見所聞、所感所想。

不斷聽故事，不正是旅行最精彩之處？

遠行：細聽文化旅途
作者：陳智遠
出版日期：2013年7月
國際書號：978-988-16846-2-2
定價：港幣98元

陳智遠
熱愛流浪闖天下，踏足過七十八個國家，人生終極目標始終是環遊世界。工作上也像在流浪，遊走於公民社會、學界、傳媒與政府，創辦Roundtable、在大學教授國際政治、客串《頭條新聞》及擔任食物及衞生局政治助理。現時與志同道合創辦社會企業「活現香港」（Walk in Hong Kong)，在香港推動文化及知識旅遊，讓人感受不一樣香港。

走在苦路之上

(Via Dolorosa, Jerusalem, Israel)

人的一生中，總要踏足一次耶路撒冷。

這個四千多年的古城，同時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三大宗教的發源地，這本身就意味著多麼沉重的歷史印記。登上中央廣場旁的高地，眼前的金頂清真寺是先知穆罕默德「登天」之地；穿過迴廊下山，一轉彎就到了哭牆，即是猶太人視為最神聖的崇拜地；離開中心廣場，穿過迂迴小巷，不一會就會到達聖墓教堂，即是耶穌被釘死十字架及被埋葬之地。只需要一個朝早，就可以穿梭宗教，每步足印之下，就是歷史。

自己無法想像，究竟耶路撒冷在大衞王與所羅門王時是如何輝煌，三千年前，這裡是個聲威震四方的名城。可惜，及後猶太國遭滅亡，古城輾轉落入巴比倫、波斯、希臘等帝國手中，更在公元七十年被羅馬軍摧毀，猶太人也從此失去家園，流離失所。

在希伯來文中，耶路撒冷是「和平之城」，可是這裡從不和平，古城在歷史上就曾被攻陷或損毀十八次，現時的舊城是土耳其人所建，屹立了足足五百年，算是比較長的時間。

年少時茅塞未開，雖受耶穌會教育，對聖經道理卻沒有甚麼大頓悟，但在懞懂之間，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故事卻深印在記憶中；直到人大了，仍舊懞懞懂懂，但腳踏在苦路上，如此近距離地重溫這個聖經故事，又是另一番體會。

就在這條迂迴的白石路，當年耶穌頭戴荊環痛苦前行，十字架與世人的罪同樣沉重。由被宣判處死走到受刑之小山崗，耶穌跌倒了三次，遇見母親瑪利亞，接受西門背十字架之助，主動安慰沿途飲泣的婦女，最終被釘在十字架上，隨後被埋葬在現的為聖墓教堂的位置。每一塊米白色磚石，都載有宗教的記憶，穿過小街窄巷，每一段苦路上的故事，似曾相識，卻又讓人有些新領悟。而宗教與當地生活已緊緊相扣，遊人回顧聖經章節，同時也是走進當地人的生活，無分宗教界線 –苦路的十四個站，差不多一半其實是位處現時的伊斯蘭區域。

耶穌被釘死十字架，天父寬恕世人的罪，但這沒有化解後世猶太子民在世界的仇怨紛爭。以色列是個頗難理解的民族，他們的祖先背負亡國屈辱，一千多年來流離失所，也經歷被種族清洗的歷史悲劇。直至二戰結束，在英國的協助之下，以色列人重新建立自己的國家。猶太人充滿智慧，科學成就超卓(他們擁有最多的諾貝爾獎得獎者)，也懂得營商及累積財富(美國的億萬富豪有一半就是猶太人)，重新立國以後，以色列很快便在世界舞台上站穩陣腳。

但是，面對巴勒斯坦，以色列異常強硬，也恃著美國的撐腰，對約旦河西岸進行赤裸裸的殖民及壓迫，受害者的身份，轉眼變成國際社會眼中的高壓強權分子。巴勒斯坦也毫不客氣，以恐怖襲擊還以顏色，以牙還牙的邏輯，令仇恨不斷積累，以巴衝突沒完沒了。

另一邊廂，以色列被伊斯蘭國家包圍，與周邊國家陷入持續的對立與衝突之中，死結重重，沒有人可以解開 – 而那是多次聲言要令自己國家在世界地圖上消失的鄰居。而一如其他政治家慣用的技倆，當自己國家越受外來威脅，政治領導只要不斷告訴國民外侮當前，任何反戰行為都是危害國家安全，強硬的軍事政策自然可以長驅直進，永遠湊效 – 當然，犧牲的往往就是和平與化解矛盾的機會。

內外夾攻之下，在日常生活層面已可以感受到以色列人的不安。無論進入車站、超市，任何人都要經過嚴密的保安檢查，每個人都可能是恐怖分子，每分每秒都可能面對襲擊，不安感全面融入生活。大家活在威脅之中，就好像死神一樣，大家知道一定會來臨，卻不知何時、何地，慢慢也麻目了，卻又總會偶而感到惶惑、懼怕。

在聖墓教堂入口中央，放著一塊花崗岩石，那是耶穌死後短暫安放其屍體之之地。當時屍體按猶太人傳統用麻布包裹全身然後安葬，長方形大石上滲滿沉香與瑪利亞的淚水。到了今天，到訪的信徒都會蜂擁而上，觸碰聖石，深受基督的大愛。

但是，若果耶穌被釘十字架是為救贖世人的罪，為何處身古城的人仍然糾纏在民族與政治仇怨之中，並且越來越泥足深陷？

這一點，遊子走到苦路上最後一站，仍然想不透。

(三個十字架的故事，三)

穿過穹頂的那束光

(Mayr Tachar, Echmiadzin, Armenia) 

星期天的亞美尼亞，真的不一樣。

這個處身高加索山脈的小國，一般人認識並不多。當然，只要稍為翻查歷史，就會知道其實它是全世界第一個信奉基督教的國家。亞美尼亞使徒教會（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在世界的地位舉足輕重，它已屹立二千年，源遠流長，本身獨立於羅馬天主教與東正教，宗教地位崇高，在世界各地亦可以找到分支。

選擇在亞美尼亞待一個星期天，朝早便動身出發到訪使徒教會的發源地埃奇米阿津（Echmiadzin）。一踏進教堂區域，宗教氛圍立即籠罩及感染所有人。無論男女老幼，臉上都只有一個表情，或曰敬奉，或曰感恩，或曰虔信。

在教堂區域當然豎起不少十字架石（Khachkars）。這些石碑是亞美尼亞宗教精神最細緻的體現，既是紀念及膜拜之物，也是連繫人世和聖靈的媒介。單在亞美尼亞之內，就有大約五萬座這裡的十字架石，上面刻上不同裝飾圖案，雕琢精緻驚為天人，而且沒有一座是相同。

豎立十字架石的原因也層出不窮，可能為了節慶、禮拜、出征或家庭喜事。這些石碑本身就是藝術的體現，亦是世界趨之若鶩的文化遺產。十字架石被豎立之前，必需經過祝福及抹油封聖的儀式，自此，信徒相信石碑就擁有神聖力量，可以保佑世人、救贖靈魂及喚起對先人的思念。

十字架石體現亞美尼亞人對宗教的追求，而宗教的力量亦令這個民族就算飽受劫難，仍然倖存在小亞細亞的狹縫。處身東與西、歐與亞之間，地理位置注定阿美尼亞要連番飽受被吞併之苦 – 這裡曾經向波斯、羅馬、拜占庭稱臣，到了近代，亞美尼亞輾轉依附沙俄，卻萬料不到因此令自己陷入瀕臨撕裂的境地，更招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土耳其殺害和驅趕(種族屠殺之說，至今雙方仍各執一詞)。

阿美利亞最終亦難逃成為蘇聯加盟共和國，卻不見得有任何好處，共產統治留下烙印至今，苦痛居多 - 當年正正是蘇聯把阿美尼亞視為神聖的亞拉拉山拱手讓給土耳其，成為這個民族永遠的痛。

讀到美籍亞美尼亞裔作家William Saroyan的一段話，至今難忘：「來吧，看你有何能耐消滅亞美尼亞人！驅趕他們到無水無糧的沙漠，燒毀他們的家園和教堂。然後，看看他們是否就此不再大笑，不再吟唱，不再祈禱。讓亞美尼亞人其中兩個人在世界任何角落相逢，你會看到他們如何重建一個新的亞美尼亞。」

是的，只要兩個人相逢，就可以重建一個國家 - 那是多麼深刻的豪情壯語，宣示最剛烈的民族性格。當自己接觸多了這裡的歷史曲折，我慢慢覺得，置身城內各處的十字架石，跟亞美尼亞人非常相似，他們固然都有其獨特的個性，但卻同時呈現頗一致的民族性格：忠於過去，堅守信仰，並以宗教賦予的力量，應付蒼天降下的種種劫難，屹立至今。

在教堂內，當地人都對這個香港人感到好奇，紛紛要求合照，民族之間的隔膜，轉眼間就消弭。禮拜開始，在禱告聲中，信徒逐一親吻十字架，接受上主的保佑。陽光穿過教堂頂部的窗，凝聚成一束白光，照在禮台上。眾人歌唱，禱告聲在教堂內迴盪。

那一刻，只要是人就會被觸動，無分宗教、民族。

(三個十字架的故事，二)

微風中，十字架在響

(Hill of Crosses, Siauliai, Lithuania)

蔚藍天空下，太陽銀光從雲邊滲出。微風飄拂吹過，木的碰撞聲、金屬的叮噹聲，配合得像交響樂一樣。置身在十字迷宮之中，那份神聖的氛圍，筆墨無法形容，一切盡在不言中。

這裡是一個由十萬個形狀、大小不同的十字架所構成的山丘，經年累月，十字架山就像擁有生命一樣，自我生長、伸延。十字架上刻著不同名字、年份，層層疊疊，相互交落，佔據視線每一角落。有些十字架更高達數米，在遠方亦能見到陣勢。

這個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地方，位處立陶宛中部，一處經常被忽略的國度。

立陶宛曾是中世紀洲面積最大的王國，雄霸歐洲東北。可惜，如同其他被夾在大帝國之間的民族國家一樣，立陶宛的歷史路走得特別顛簸。這個民族及後被幾個帝國相繼吞併，最後納入俄國版圖之中。

十字架是宗教力量的象徵，十字架山更與立陶宛的興衰起落結下不解之緣。十字架山的起源，其中一個說法正是由於立陶宛人在十九世紀中起義對抗俄國沙皇，可惜最終事敗，家屬未能尋回殉道者的屍首，因此在這被視為神聖之地的小山崗豎起一個又一個十字架，以紀念英靈亡魂。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立陶宛迎來短暫的獨立，立陶宛人又蜂擁而至，十字架悽悽而立，以紀念在戰事中陣亡的親友。

可惜，獨立是短暫的，二次大戰以後，世界政治形勢急轉，波羅的海三國「被加盟」成為蘇聯一部份，經歷數十年的鐡幕統治。蘇共統治否定宗教，更不容加盟國彰顯其民族性，因此也極力壓抑當地天主教勢力，十字架山自然成為眼中釘。偏偏在當時，大量立陶宛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家人朋友無法扭轉命運，唯有跟隨舊俗，繼續在這片土地豎起十字架，向遠方送上祝福及思念，也向當地政權作出無聲抗議。

蘇聯曾經三次大舉移走十字架，推土機駛到山崗上大肆破壞，所用理由層出不窮：國家機關人員先認為不少十字架沒有藝術價值，有礙觀瞻，理應拆除；之後他們指國家資源匱乏，因此需要移走十字架，回收珍貴的木材及金屬；然後，他們指山崗衞生環境惡劣容易滋生病疫，因此國家特務機關人員把十字架山圍封並派人把關，外人不准進入，更有計劃找時機把整片土地全面淹浸。

當然，有些事情是越禁越烈的。當局每次移走十字架後，第二天新的十字架又神奇地出現。這當然是附近居民做的好事，而十字架再不只是宗教的象徵，更有其政治面向：一個個十字架，蘊含當地人的反抗精神，向壓迫宗教堅實而沉默地說不，宣示對抗外來高壓統治的心志，決定與蘇聯政權周旋到底。

到了蘇聯解體，立陶宛重新立國，得以重生。十字架山也得以重見天日，繼續自我「成長」，並成為立陶宛重要的歷史地標。每一個十字架，都蘊含著一個故事，串連起來，就組成一個對抗外來壓迫的民族印記。

偶而見到耶穌受難的雕像，也與立陶宛人堅韌無比的精神相呼應。究竟是甚麼令這個民族擁有如此堅定的信念，讓他們捱過時光的拔河、歷史的劫難？

我掛上一個小十字架，祝福這片土地、這個國家。

在微風中，十字架叮叮在響。

(三個十字架的故事，一)

哥倫布的「亞洲夢」

(Monument to the Discoveries, Lisbon, Portugal)

喜歡望海，因為海洋充滿故事。一片汪洋，曾經讓無數航海家傾注熱情、賭博生命，倘佯在內，過著流浪的宿命。每個海岸均有其獨特故事，說也說不完。

葡萄牙里斯本的海岸線，更加值得書寫。五百多年前，多少航海家在此出發，帶著冒險精神，毅然飄洋過海，只為一個信念，就是遠方有未知的新大陸，蘊藏無盡的財富與機遇。如是者，人類開創了改變歷史的大航海年代，那座沿海而建的紀念碑，就是紀念一眾葡萄牙的冒險家。

在眾多人像雕塑中，卻獨欠一名曾在葡萄牙駐足良久的大航海家：哥倫布。

哥倫布的缺席，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儘管他曾與葡萄牙結下不解緣，但他的成長與成名，都不在這塊土地。

哥倫布在熱那亞出世，偶像是馬可孛羅，嚮往流浪冒險的基因，也是在意大利孕育的。熱那亞是船航繁密的口岸，也是歐洲繪製地圖的中心，兩者給合，就是孕育航海家的上乘土壤。哥倫布在童年時已經熱愛跟隨船隻出航。1476年，他跟隨一艘船出發去英國，不幸途中遇上海難，船隻沉沒但他卻奇蹟獲救，保住性命。這次奇遇也許是上天旨意，要他捱過這一劫，並在以後的人生完全改寫世界歷史。

長大後，哥倫布娶了葡萄牙籍妻子，也遷到這沿海王國居住。他心中有一個「亞洲夢」- 當時歐洲向東航海路線已經打通，但主流想法仍是「地球是平的」。哥倫布卻堅信「地球是圓的」，只要「一路向西」，船隻理應也可以到達亞洲。他努力遊說葡萄牙國王資助西航冒險，但就與其他走在時代前端的先行者一樣，都是碰到「別人笑我太瘋顛，我笑他人看不穿」的窘困，其他人對這個「亞洲夢」一笑置之，認為只是瘋子的一派胡言，船隻一路向西，只會到達地球邊緣，跌下無盡的深淵，永不翻身。

遊說葡萄牙國王及貴族失敗，哥倫布輾轉到了熱那亞、威尼斯與英國，仍然不果。最後他到了西班牙，幾經轉折之下，終於成功說服伊薩貝拉女王（Isabella）和培雷茲主教（Juan Perez），西航計劃終於成行。那年，哥倫布已經四十六歲，妻子已病逝，「亞洲夢」卻從沒更改。

1492年8月，哥倫布率領三艘船艦，一直向西航行，兩個月只見茫茫大海，沒有任何陸地踪影，船員也開始鼓燥。直至他們在海面上見到浮動的蘆葦，知道新大陸不遠矣，第一個島嶼也慢慢出現在視線內。船員踏上這個島，感覺像被上主救贖一樣，因此把它命名為「聖薩爾瓦多島」（San Salvador），即是「救世主」的意義。哥倫布相信他已登陸印度西部，因此把那一帶島嶼冠上「西印度群島」之名 – 那是今天的巴哈馬群島，位處加勃比海。及後，哥倫布踏足古巴與海地，並在海地建立了第一個殖民地。

回程時，他們因天氣惡劣而被迫在里斯本泊岸，這是他航行歷險中唯一在葡萄牙停留之時。之後船隊凱旋回歸西班牙，發現新大陸的消息不脛而走，傳遍歐洲。國王也兌現承諾，把哥倫布封為殖民地總督，並將獲得十分之一來自新大陸的財富。而首航成功後，哥倫布一心繼續探索「亞洲」，及後三次航程，他先後發現牙買加、南美北岸、中美洲一帶，當然只見美洲土著，沒有碰見任何亞洲人，更遑論找到馬可孛羅所形容「黃金遍地、香料盈野」的亞洲土地。

由於在美洲一帶未見大量金銀財富，哥倫布也漸漸失去西班牙國王的信任，最後更被剝奪總督身份，喪失一切優待。最後一次航行，他一心為了尋找通往印度洋的馬六甲海峽，結果僅到達中美洲一帶，探險以失敗告終，哥倫布返回西班牙，懷著飄渺「亞洲夢」，鬱鬱而終。

當然，可能哥倫布至死也不會知道，自己當天誤打誤撞踏足美洲，徹底改變人類歷史，影響至今 - 西班牙躍升成為最強盛的殖民帝國，西歐各國也找到開闢美洲的大門，大舉侵略與搜刮當地資源，另一邊廂，美洲人陷入黑暗殖民統治，數百年飽受屈辱、屠殺甚至滅族之痛。

哥倫布的「亞洲夢」，最終由麥哲倫完成。當他在菲律賓被殺後，其船員繼續航行，最終經過好望角，環繞地球一圈，證明地球真是圓的(那又是另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而儘管在所有美洲國家都有以哥倫布命名的地方，但諷刺的是，美洲大陸卻是以一位意大利人命名 – 這位名為亞美利哥的學者最後證實，哥倫布所踏足的並非亞洲大陸，而是在當時不為歐洲人所知的新國度。

哥倫布到臨終時，「亞洲夢」還未破滅。也許這是上天開的玩笑，但想深一層，難得糊塗，不是更好嗎？

(三個流浪的故事，三)

流浪者的「天性」

(Siq, Petra, Jordan)

約旦佩特拉(Petra)是處讓人神往之地。走在峭壁之間的狹縫，越過彎曲的蛇道(siq)，高約四十米的神殿大門活現眼前，莊嚴宏偉。這裡縱然沒有《奪寶奇兵》中的聖杯，但紅色岩石在朝陽中閃耀，讓人目瞪口呆。

由七彩色組成的山丘形態奇特，只要陽光角度適中，遠眺起伏山谷，就像見到一條彩色絲帶伸延至遠方，目不暇給。

決定偏離主流路線，踏上崎嶇山路，尋找某些較偏遠的景點，奈何中午時份炎陽高照，拖著受水土不服煎熬而疲憊不堪的身軀，勉強捱過蜿蜒上坡路。一直暗罵自己何解自討苦吃，直至找到一小石壁，在陰影下稍作休息。隔鄰一位婦人穿著班駁衣裙，帶著幾個小孩子，在石壁下的小空間攤開彩色布，開了火爐煮茶，小孩則用手扒食，同時好奇地望著這位落難遊人，天真地笑。那位婦人見我疲累，用手勢問我要否喝口茶。儘管語言不通，但感覺非常窩心。

這就是我與傳說中的貝都人(Bedouin)最近距離的接觸。

貝都人其實是個統稱，偏及中東及阿拉伯半島各地，傳統就是過著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一生一世都在荒漠中遷徙，「安居樂業」不是他們那杯茶。貝都人長遠而來就是「無政府主義」的信徒，不服從部落傳統以外任何法規制度，甚至連國界也不放在眼內。(當然，到了近代他們也始終要妥協，服膺申請國籍的規定，但據說很多老婦基於傳統忌諱拒絕拍照，所以他們都獲豁免不用在護照上貼上近照。)

在荒野中，他們既畜牧也狩獵，有些部落更擅於洗劫沙漠上的商旅。嚮往自由的血在流，那份「失自由毋寧死」的遺傳基因，主宰著這個民族的生活與生存。都市人往往視搬屋為一大苦差，但對他們來說，遷居卻是一種生活習慣，也是生活樂趣。沙漠無邊，天地任我行，流浪基因稍一作祟，他們便會立即拆下帳棚，動身找個喜歡的地點，新的「家」不消一會又再出現。

以天地為家，太陽星辰告知時間軌跡，觀星聽風就知天氣變幻，人完全擺脫都市的束縛；但要每天餐風飲露、奔走風塵，在天地蒼茫之中承受荒漠之苦，以及因沒有農耕經濟而致的貧困境地，就是絕對自由的代價。

當然，嚴苛環境促就貝都人自成一格的遊牧文化，尤其在傳統醫藥、飼養駱駝、帳篷工藝、荒野求生等各範疇，均蘊含細緻的生存智慧。如此種種，他們沒有文字記綠，只透過口喻一代一代傳承，延續至今。好客之道也是貝都人的民族性格，就算生活再刻苦，有朋自遠方來，他們都會熱情款待，視外賓為自己家人。

當然，人類學提醒我們，所謂的「民族性」，往往是被建構出來，內容立體多變，太過定格的想像，容易以偏概全。例如不少貝都人其實是從事農耕甚至完全不懂騎駱駝，跟一般人對他們的主流印象大相逕庭。

而都市化始終徹底影響貝都人的生活。現時汽車已取代駱駝，成為沙漠中最主要交通工具，供水系統伸延到沙漠中，也改變了貝都人的生活模式。再者，貝都人也始終要面對是否融入都市生活這個吸引選擇。就以佩特拉的貝都人為例，現時他們已遷到附近容許居住的區域，過著半定居的生活，而為了讓下一代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他們或多或少也願意選擇在學校附近地域定居，從此落地生根，道別遊牧生活。

這回到人類學一個老問題：究竟所謂的「天性」，其實是否只是為了應付外在環境而出現，所衍生出的生活模式，在特定時空被不斷重覆，再經過世世代代相傳，好像融入一地人的文化基因。然而，當環境轉變、物換星移，人需要選擇新的生活方式，所謂的「天性」也就自然逐點磨滅、跟隨變化。一切一切，都是為了生存而已。

這個問題，遊子不敢下定論，但我傾向相信，那幾位天真爛漫的孩子身上，仍殘存流浪者的基因，而貝都婦人泡製的茶，甘香非常，讓遊子回味至今。

(三個流浪的故事，二)

註：一般人對貝都人認知不多，印象往往只建基在一些簡單旅遊資訊。幸好，Marguerite van Geldermalsen出版了自傳，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這位紐西蘭女子當年來到佩特拉，就與一位貝都男子互相吸引，最後下嫁到那裡並定居下來。在丈夫2002年去世之後，她回到澳洲完成自傳《Married to a Bedouin》，讓世人可以了解這個神秘的族群。據說她現時已回到佩特拉，跟兒子一起經營紀念品專賣攤，可惜這次緣慳一面，沒有碰上。

四十年的流浪

(Mount Nebo, Jordan)

四十年的流浪，究竟是甚麼滋味？

薄薄煙霞懸掛上空，暮色矇矓。夕陽金光灑在附近山巒，光束照出飄浮微塵，伴著呼呼風聲，在天地穹蒼之中，遠方古城若隱若現，金色尖頂輪廓模糊。站在約旦的尼波山上，向西眺望，那個古城，就是耶路撒冷。

二千多年前，聖人摩西亦是站在這個山崗上，遙望遠方「應許之地」(Promised Land) 耶路撒冷，知道四十年的旅途終於完結，漫長流浪告一段落。

聖經中的《出埃及記》，或多或少是個悲劇。當年摩西借用上帝之力，在埃及降下十場災難，最終所有埃及男嬰一夜間死去，法老王無可奈何，唯有允許以色列人離開。摩西因此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開始漫長之旅，追尋遠方的迦南地，即是「流蜜與奶之地」。

這趟旅程註定顛沛流離、充滿劫難。當法老王反悔派兵追捕以色列人，摩西利用權仗把紅海分開，讓跟隨者通過；及後他獨自上西乃山拿取《十誡》，人與上帝正式立約。可惜以色列人反叛及懷疑神的安排，上帝決定要懲罰這一代人，至死也不得進入耶路撒冷 - 「因為你們在尋的曠野，加低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沒有尊我為聖，得罪了我。我所賜給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遠遠的觀看，卻不得進去。」

這就是一整代以色列人的詛咒，他們只能夠尋尋覓覓，在現今約旦及以色列的荒野上兜兜轉轉，一生都在流浪，直至衰老與死亡。

古代的旅行，本就是宿命之旅。出發之時，沒有地圖指引，沒有道路跟隨，上天不會為你導航，大地不會贈你憐憫。出走不為享樂，而是好像上天給與任務，無論目的是求生、探險、朝聖，路程都是受苦居多，而且福禍難卜、吉凶難料。流離顛沛變成生命的常態，旅人也有心理準備，可能一生一世都在路途上，永遠無家。

以色列人沿途開枝散葉，生兒育女，四十年後，摩西終於到達尼波山。當在這裡看到遠方的耶路撒冷，摩西心知，這將會是他與應許之地最近的距離，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多已魂歸天國，流浪的任務也可以交託給下一代的約書亞。

四十年的無根生活，就在這裡告終，摩西也留在山崗上，悄然等待生命完結，而直至今日，也沒有人知道他究竟身葬尼波山那一處。

站在尼波山上，一想到這個故事，那份神傷確實難以言喻。夕陽徐徐落下，死海沒入黑影之中，遠方聖城點點燈火亮起。帶著唏噓，遊子回頭繼續上路，而這趟旅程的終點，正是耶路撒冷。

(三個流浪的故事，一)

旅遊經濟巨輪

 (Damoen Saduak Floating Market, Ratchaburi, Thailand)

成為世界旅遊熱點，除了能致富，有時亦可能是詛咒。

異國風情，醉人景緻，透過旅遊業的操作，只要成功勾起外地人對一地文化景觀的想像，誘發獵奇的衝動與渴望，就能夠令該地變成搖錢樹，遊客及錢財滾滾而來。

當然，一切都是有代價。現代旅遊業吊詭之處，在於它製造旅遊尋幽探秘的渴望，也引進龐大經濟力量，足以根本地改變一地人文生態，舊有文化與脈絡往往被連根拔起。

因為看到明信片，才決定到訪泰國近郊的丹能莎朵水上市場（Damnoen Saduak Floating Market）。那張明信片中，艇家划著木船，穿梭水鄉，柔光照在河道上，閃爍發亮，水上風情一派悠然。儘管知道這裡早榮登CNN全球十二大徒具虛名景點之一（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我們的星光大道佔龍虎榜更高位置......），也不虞有詐偏向虎山行，一心追尋相片中的水鄉風情。

結果，當然是中伏。

其實，泰國水上市集始終是值得一遊，因為那裡正是這東南亞國家最傳統的面貌，體現了氣候及地理位置如果塑造一地獨有的生態。泰國由多條大小河流貫穿，滂沱大雨令河道經常泛濫，發展水路交通因而最正常不過。人民開始在河堤兩岸生活，高架排屋傍水而建，社群因而慢慢出現，水上市集也應運而生。

木艇是水上市集的核心，它既是交通工具，也是生財工具，更是生活空間。每艘艇就是各家各戶的流動小天地，戴著斗笠的船家穿梭於市集，買賣日常所需，人與人的日常溝通、交流，就在艇中進行。他們一邊划船、一邊烹調、一邊叫賣，展現一心多用的超凡功架，平淡日子就在艇與艇的碰撞中戛然而過。

當然，若果像丹能莎朵水上市場那麼有幸成為世界旅遊熱點，又是另一回事。

不是說這裡一無是處，只是就算水鄉外貌依舊，但內裡一切都難免變質，變成只為遊客及外匯服務，容不下傳統水上生活，更遑論那趨之若鶩的「水鄉風情」。

例如那位司機會把遊人停在距離市集挺遠的碼頭，令遊客不知身在何方，然後跟司機相熟的船家會以流利英語開天殺價，要求貴一倍的開船費而面不改容，當遊客爭辯時又忽然變得不諳英語，大家面面相覷。當人質被送上賊船，小艇駛到市集正中心，狹窄河道早迎來各方木艇，擠到大家動彈不得，最後還看船家功夫，能否在狹縫中驅船突圍而出。

上岸遊逛市集，當然到處都是遊人，狹小通路弄得水洩不通，攤檔賣的清一色是旅遊紀念品，標價比陸上市集貴一倍。基本上，這個聲稱「傳統」的水上市集，再沒有任何傳統水上市集的社會功能，一心為旅遊業服務。

當然，若果純粹以旅客身份來觀光及大吃大喝，還是挺滿足的。兩排小艇泊在堤岸，在狹小空間中泡製不同美食，大嬸用心烤香蕉、少女落力叫賣鮮果、婆婆烹調椰汁小糕、大叔兜售椰香雪糕，還有各種外觀讓饕餮之徒口水直流的美點，煎煮烤焗樣樣俱全，琳琅滿目，香氣飄逸。點中食物，船家會將食物盒放到自製的長柄筲箕，然後把柄伸出，讓人一手交錢(把錢放到筲箕中)一手交貨，配上來往小艇的碰撞聲，一切看似混亂，但亂中有序。站在石墩橋上，觀看木艇擠在一起，儘管沒有那張名信片中的恬淡氣氛，這幅畫面也能滿足遊客的一點旅遊想像。

當然，這個遊人是心存愧色的，因為自己正正參與了這裡的旅遊業經濟操作，或多或少成了「幫兇」。當旅遊業急速擴張，有多少地方，在旅遊經濟巨輪輾過之後，把原有的社區脈絡、本土文化、地區風情及日常生態完全破壞，苟延殘喘的，也不見得能夠穩住陣地。

不顧一切發展旅遊經濟，通常都落得殺雞取卵之田地。噢，他山之石，何以似曾相識？

(三個水鄉的故事，三) 

只能退到是「水鄉」

(Gondola ride, Venice, Italy)

還是乾脆承認吧，到訪威尼斯，就是為了消費這裡的「水鄉想像」。

威尼斯的故事，是讓人唏噓的。由於獨有的地緣位置，這個海岸城市成為中世紀海上貿易的正中心，能夠急速累積財富，進而雄霸一方，也隨著十字軍東征鞏固其政經地位。踏進聞名而久的聖馬可區域，威尼斯共和國的政治、宗教、經濟命脈，就集中在這一帶，不同建築華麗而壯觀，就是要宣示統治階層的權力，岸邊碼頭則是當年威尼斯商人貿易之地。這裡曾經權傾天下，影響遍及世界。

可惜，隨著葡萄牙及西班牙的冒險家開創十六世紀的大航海時代，拓展出大西洋航海路線，循地中海進行的貿易大減，加上受土耳其人侵略及黑死病的肆虐，威尼斯的沒落趨勢已成，最後拿坡崙揮軍進攻，共和國也告滅亡。

歷史就是這樣殘酷。威尼斯借天時地利之便，靠商貿及金融起家發跡，卻因為地理環境的限制，以及貴族階層壟斷財富，令到這裡無法走出海上貿易獨大、「產業結構過度單一」的困局。當地緣政治角色告終，城市也無法在歷史演變之中應對新挑戰，唯有黯然走向衰落。他山之石，何以似曾相識？

威尼斯喪失領導世界的能力，到了今天，只能退到以「水鄉」的姿態出現在世界版圖中。在這方面，威尼斯還是稱職的。走在起伏不平的路上，穿過破落樓房、阡陌河道，橫過石橋，驟見小艇輕盈而過，異國水都風情，內容樣樣齊全。

當然，除了消費威尼斯的「水鄉想像」，遊人也可以認真感受這個古老城市的點滴。當年威尼斯公爵們把不同階層、種族的人遷徙至不同區域，限制活動自由。北面的Cannaregio，是猶太人隔離區(Ghetto)，到了今天還是被遺忘的角落，河道旁的民屋、小橋失修，途人稀少，加上冬天的迷霧，此情此景仍顯得份外滄桑。

途上也經過不少修道院，至今仍拒絕外人參觀。當年的貴族女子，若不出嫁，便會成為修女，在修道院過著嚴格靈性生活。不少女孩是半推半就選擇修道，進了修道院，才驚覺那裡重門深鎖，她們從此與世隔絕，過著無慾無愛的生活。這種借「聖潔」、「貞節」之名進行的「監牢」生活，沒有因宗教改革的衝擊而改變，反而是變本加厲，修女在內每天如常生活，卻是生不如死。

威尼斯當然也有生氣沛然的一面。穿梭大小街道，店鋪掛滿精緻面具，在每年二月的嘉年華會，滿街都是帶著面具的人，大家各自收起臉容，全情cosplay一番。 

南部Dorsoduro海岸是散步勝地，內街更是世界現代藝術集中地，千奇百怪、創意橫溢的展品，造就古舊城市的新面貌；樓房外觀雖然殘舊，但不同新潮商店進駐在內，展現潮流時尚，加上河畔無數餐廳及咖啡廳，讓人飲飽食醉。

世事常變原是永恆，多少古代名城被歷史淘盡完全絕跡，威尼斯卻能夠殘存下來，以另一種形式呈現於世。就是這一點，也該值得慶幸吧？

(三個水鄉的故事，二)

舊瓶新酒水鄉遊

(Kampong Ayer, Bandar Seri Begawan, Brunei)

水鄉令遊人神往，或多或少是因為大家對城市生活有點厭倦。水上風情，時光倒流，泛舟往還，沒有擁擠人群，沒有璀璨燈火，一切回歸樸素，想像定格在舊時代。

想真一點，這是多麼落套的觀念、多麼自私的旅遊思維。古舊外觀添上現代內涵，舊瓶新酒有時更能撞出獨得風味。

由汶萊首都斯里巴加灣市的岸邊，隨意截一輛快艇的士穿梭水上村落 (Kampong Ayer)，比起參觀任何地標更加趣味盎然。

就算現今汶萊家財萬貫，汶萊河一帶依舊見到延綿水屋，三萬多人維持水上生活。那裡一帶原是沼澤，後來陸續有人來此定居，在沼澤地上築起屋子，形成數十個村落，直至汶萊皇朝建立，這裡就此成為國都。

在那個時代，由於土地還未被開發，在水上建立社區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他們把木摏垂直插入河床，再以木板建成樓房的平台，成為房屋的基礎。幾百年來，除了皇宮和一些皇家建築之外，汶萊人基本上就在河岸上建屋，話說五百多年前當年麥哲倫來到東南亞，航海紀綠中記下汶萊水鄉的面貌，跟今天的沒有多大異樣。 

木巷木橋縱橫交錯，把水屋連結起來，甚至有街巷之分，據統計木巷木橋加起來就有三十多公里長。在木板上行遊，能夠感受一下南洋人的悠閒生活態度。街坊開著大門，懶洋洋地躺在大廳，又或是三兩知己閒談，士多小店見遊人也只會點頭微笑，不會主動招徠。連小貓也匿藏在樁木之間歇息，被路過遊人腳步一嚇才靈巧地跳出來，毫不懼怕會失足跌入水中。

汶萊在婆羅洲自成一閣，有其歷史巧合。汶萊身處馬拉版圖之中，因海上貿易而興盛，卻因族群內鬥以及發現石油的關係，落入英國殖民統治，最後獨立成國。殖民政府在1888年上場，上場不久就做了決定，要把城市中心往內陸遷移，因而開發文萊河左岸的陸地，並鼓勵人民搬遷到內陸。

但水鄉生活已持續數百年，不少人堅持留在水上。受惠於石油財富，當地政府致力推動現代化，水上村莊也不例外。在四十年代，水上房屋的木樁慢慢被水泥取代，屋頂也開始使用鐵皮等金屬材料，令到房屋更耐用，之後政府在區內駁上電力及食水，其他都市設施也陸續在水鄉之中出現：在今天，除了住宅，村落中亦有商店、學校、醫院、銀行、清真寺，甚至是水上蜆殼油站！現時基本上除了要到彼岸工作賺錢之外，任何生活上的需要都能在水上解決，水上社區維持生命力，自成一閣，與陸地城市分庭抗禮。

當然，都市化是必然的趨勢，難以挽回，水鄉也經常受風災火災威脅。但是，水上人家仍是安於現狀，水鄉風情也因而得以保存。如何既保存舊區文化及人脈，同時推動發展賦與一地新的生命力，是不少城市共同面對的難題。汶萊水上鄉或許為大家留下一些伏筆。

(三個水鄉的故事，一)

革命的故事，太難寫

(Parroquia de Nuestra Señora de Dolores, Dolores Hidalgo, Mexico)

革命的故事，永遠難以書寫。

人類存在的特徵，往往在於一種說「不」的能力，這是沙特說的。人是自由的，做任何事都可以自由選擇，也由於可以對現況說「不」，人才能開創可能更好的事物。

當然，這份選擇自由是沉重的，因為任何選擇都需要付出代價。要達到這個「真實人生」的境界，人必須建構自己的存在，追尋及守護價值，直至死的那一刻。現實就是充滿枷鎖、壓迫與制肘，向現實說「不」，需要勇氣，需要血汗，需要堅持。自由沉重得令不少人選擇放棄，並不斷麻醉自己，人生就是這樣、世道就是這樣，更遑論拋頭顱、灑熱血，站出來攪革命。

驟眼看，Dolores Hidalgo只是個平凡小鎮，沒有亮麗的景點，沒有多姿多采的生活，一切再普通不過。

但其實波瀾壯闊的墨西哥革命，就在教堂外面的廣場開始。

二百年前的一個清晨，教堂晨鐘響徹全鎮，召來了附近所有生活困苦的人。當時駐在該鎮的神父伊達爾哥(Hidalgo)站在教堂門前的階台上，莊嚴地向著群眾宣佈，甚麼國王、甚麼苛稅，在今天再也不存在。「你們願意解放自己嗎？你們願意奪回三百年前被可恨的西班牙人搶去的祖先土地嗎？你們願意擔當真正的愛國者，保衞我們的宗教及權利嗎？」群眾齊聲和應：「獨立萬歲!」「絞死殖民強盜!」「殖民政府已死！」

叫喊聲此起彼落，群眾下定決心，向蹂躪欺壓印第安人的西班牙殖民政府說不，起來抗爭。「多洛莉絲的號召」(Grito de Dolores)正式揭開墨西哥革命的序幕，完全改變美洲的歷史，影響至今。

三百年的殖民統治，令到墨西哥喪失了最純正的文化，但對自身的困境、對解放的憧憬，仍然激起千重浪，一呼百應。伊達爾哥神父的起義以殉道告終，但如同其他革命一樣，群眾的憤怒已過臨界點，形勢便不可逆轉，抗爭持續，經過十一年的轉折，墨西哥人成功驅送了殖民者。9月16日，即是教堂鐘聲響起的那天，也就成了墨西哥國慶日。

革命是最絕對地向現實說「不」，註定要流血及犧牲。是甚麼激起一地人徹底的憤怒？是怎樣促就人對生活苦況及政局完全絕望，就算是九死一生亦要奮力一拼？那份悲憤，再洋灑的文字也是無法準確形容；那份歷史感、使命感，再仔細的歷史研究也是無法完全參悟。

那個教堂大鐘，到了今天仍在響。但遊人想在革命現場感受那份歷史感，頂多是一廂情願的浪漫想法。

革命的故事，實在太難書寫。

(三個廣場的故事，三)

自作的孽

(Azadi Square, Tehran, Iran)

那個平靜的黃昏，在據說「好危險好危險」的伊朗，我安心地在廣場中踱步。這個被美國套上「邪惡軸心」稱號的國度，一般人正常生活，黃昏時一家大小在廣場上聚餐，有談有笑，孩童嬉戲玩樂，樂得悠閒。不少伊朗人對外來遊客感到好奇，熱情攀談，要求合照，笑聲此起彼落。秋色漸濃，太陽沒入雲端，在夕照之下，那個由二千五百塊大理石築成的自由塔，輪廓更見奇特。

而就在這裡，阿扎迪廣場(Azadi Square) ，三十多年前凝聚了革命之星火，直至燎原。

這或多或少是美國自作的孽。在今天，美國到處高舉民主旗幟，但他們也不得不承認這段不光彩的歷史：中情局曾推翻了多個國家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因為在他們眼中，任何民主體制都要容得下美國的利益。

1951年，穆罕默德·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當選成為首相，高舉當家作主的旗幟，大力推動各項變革，誓要擺脫西方枷鎖。當時，英國操控了伊朗的石油業，摩薩台最大膽的舉措，是提出國有化石油業，直接威脅一眾西方國家的利益，毫不留情面。此舉為摩薩台嬴得成為時代雜誌風雲人物的「江湖地位」，卻無助自己捱過劫難。

英國多番交涉不果，最後決定與美國聯手，直截了當推翻摩薩台政權。那個到今天外牆仍被塗上反美標語及漫畫的的前美國大使館，裡面地牢便是中情局策劃政變的工作基地。經過多輪轉折，政變成功，帝制復辟，美國擁立了巴列維(Pahlavi)政權。摩薩台被判死緩，最後遭軟禁在家，直至殞亡，伊朗也正式與民主體制告別。

當然，怨有頭、債有主，若然未報，只是時辰未到。報應之時，在1979年。

巴列維甘為西方的傀儡，生活奢華成風，統治卻了無驚喜，連番冒進舉措把國家推進經濟停滯、通貨膨脹的困局，民怨因生活困苦不斷發醇，政府則只能以更高壓手段對待，以及依靠裙帶關係維持政權。

廣場上的「自由塔」，原為「國王紀念塔」(King Memorial Tower)，在1971年落成，二千五百塊產自伊斯法罕的大理石，代表波斯帝國屹立至今的二千五百個年頭，大理石聚合起來，聳立懾人，象徵波斯帝國的復興。巴列維高調慶祝，過程中以上賓格調款待過百位國家元首，諷刺的是，慶典卻進一步虛耗國庫，令國家更積弱 - 據說埋單計數，慶典就花了一億美元，低下階層卻日益貧困。這個偌大地標，就成功令大眾每天更憎厭現有政權。

另一邊廂，什葉派領袖霍梅尼崛起，既衝著巴列維政權，更針對背後的「邪惡外國勢力」，勢要為當年政變算算帪。在流亡期間，他不斷鼓吹伊斯蘭復興思想，針對西方文化如何令伊朗社會走向墜落衰敗。之後，政府將伊斯蘭曆法改為波斯曆法，更進一步觸怒了國內回教徒。反對勢力逐步壯大，政府加強鎮壓，原本中立的派系慢慢加入激進反對陣營。

1978年，反對浪潮已經無法收拾，巴列維一廂情願美國會及時介入，不知當時美國總統卡特對伊政策已陷進退失據境地。踏入12月，二百萬人聚集在這個廣場，在拱型標誌下振臂高呼，不揪巴列維下台誓不罷休。

到了1979年1月16日，巴列維王朝被推翻，伊斯蘭共和國建立，這裡也被改名為阿扎迪廣場 – Azadi在波斯語就是「自由」、「解放」的意思。標誌波斯輝煌歷史的地標，沒有想到成為傀儡帝制的落幕背景。

美國人經常問，為何中東國家如此敵視自己。其實，自己鑄成的孽，誰人能饒？

(三個廣場的故事，二)

燈滅、人散、戲落幕

(Casa Rosada, Buenos Aires, Argentina)

貝隆夫人只活了三十三年，短暫生命卻像電影，每一幕都是轟轟烈烈。

因緣際會，自己也是在人生第三十三個年頭到訪阿根廷。夜幕低垂，走在五月廣場(Plaza de Mayo)之中，心想這位仍備受阿根廷人視為國母的人物，真的活出那份寧作飛灰、勿作浮塵的豪情，容不下一絲淡泊。

而這個玫瑰宮(Casa Rosada)的陽台，就好像特地為貝隆夫人而建的舞台，讓她震撼人心、牽引心靈，也見證了她的冒起與殞落。

序幕是在1945年，貝隆夫人仍是Eva Duarte，一個由鄉村到布宜諾斯艾利斯討生活、慢慢往上爬成為演員及電台主持的女子，亦與副總統貝隆相戀不久。貝隆高舉討好工人及草根階層的政綱，聲勢日隆，結果被軍方軟禁並強迫辭去副總統職務。眼見情人身陷險境，Eva不惜一切營救，決定冒險在電台號召支持者上街，利用群眾聲勢迫令軍方退讓。

勞動階層擔心貝隆一落台，意味著所有左傾政策都會推倒重來。那一晚，支持者蜂擁擠進五月廣場中，Eva孤注一擲，走到玫瑰宮的陽台，以非凡的演說技巧，宣佈貝隆將參加總統大選，要求軍方立即放人，軍方最終無奈同意。那一夜徹底改寫了阿根廷的歷史，而她，只有二十六歲。

貝隆勢如破竹，一年之後正式登上總統寶座，這位原本寂寂無名、被父親遺棄的私生女Eva，也一躍成為第一夫人。在向選民道謝的祝捷會，她再度站在玫瑰宮的陽台，當然沒有像電影《貝隆夫人》中那樣唱著《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台下也沒有哲古華拉。她娓娓向群眾說，「你們的苦楚，我一一嘗過；你們的貧困，我親身經歷過。貝隆把我拯救了，也會同樣救贖你們。」那一夜，三十五萬人同呼吸、同心跳、同歡呼，迎接新時代的來臨。

五月廣場的這一幕，注定成為歷史。

誠然，如此種種在玫瑰宮發生，是有點吊詭的。一百多年前，前人選擇把這座大樓塗上胭脂般的粉紅色，是為了調和聯邦和統一兩派的分歧，因此把分別代表兩黨的紅色和白色混合。但貝隆所行的是赤裸裸的民粹政治，為了取悅藍領階層，製造貧與富之間的對立，兩極容不下中間，而貝隆夫人就正正是這種民粹主義最忠誠的執行者。

但同時，相信沒有人會懷疑，貝隆夫人對低下階層的關顧是真摰的，對自身境遇有所感懷，自然體會工人及貧苦大眾的艱苦生活；為婦女送奶粉、走入貧民區、為窮人建學校和醫院等舉動，或許有著政治計算，但阿根廷人更願意相信，貝隆夫人的種種童年回憶已成為永久的人生烙印，扶貧濟弱、悲憫孤寡對她來說，是最自然不過的人生選擇。

貝隆夫人註定是個讓人又愛又恨的人物，永遠成為舞台上的主角。可惜，世界上始終沒有退不下的舞台。1951年，她的病情惡化，徹底被癌症擊倒，疲弱身軀再抵受不了國家之重與及政治之險。那一夜，她帶著倦容站到陽台上，黯然向群眾告別。那個晚上，五月廣場上依舊萬人空巷，興盡悲來，舉國同哀。

燈滅、人散，再精彩的戲，始終要落幕。

(三個廣場的故事，一)

(小插曲：阿根廷人一直對《貝隆夫人》這部電影耿耿於懷，因為覺得劇本醜化了這位國母，電影更曾一度在阿根廷遭禁播。當年電影在阿根廷拍攝時遭受諸多阻撓，但唯獨在玫瑰宮那兩幕，主演的麥當娜親自致函當時的總統，要求在實地拍攝，並奇蹟地獲政府答允。或許因為阿根廷人仍緬懷那兩幕歷史場景，電影既要重塑當時情景，就把那激昂熱情在歷史現場當中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