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蒼穹下

(Berlin Wall, Berlin, Germany)

記得《柏林蒼穹下》嗎？那個天使站在勝利女神青銅雕像上，俯視人間，守望柏林這個都市。天使收起憐憫，傾聽每個靈魂低訴，黑白的畫面，容不下一點色彩。柏林街角暮氣沉沉，了無生氣；途人絡繹，個個卻滿懷愁緒。天使走到轉角處，那道鋼筋水泥築成的高牆又會無聲出現，彷彿要提醒我們，所有柏林人心中都有一道難以癒合的歷史傷痕。

當我踏足柏林這個城市，圍牆早已不在，但那份蒼茫，總是揮之不去。

厚厚高牆，當年殘暴地割開一個城市，家人、親戚、朋友自此不能再相見。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被美、蘇分管，東德精英不斷往西方跑，直至東德共產政府認為忍無可忍，便在一夜之間在市中心豎起四米高牆，把德國分成兩邊。不少人在1961年8月13日一覺醒來，發現鐡絲網變成堅實圍牆，「鐡幕」不再只是想像，而是實實在在呈現眼前。

若果可以像那個天使站在勝利女神雕像上俯瞰柏林，會看到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邊熙來攘往、繁華熱鬧；一邊則市容破落、滿目瘡痍。只有站在那個高度，才能領悟充滿諷刺的歷史，以及悲喜交集的人生。

站在世人的高度，圍牆卻是血跡斑斑。那短短一百米寬的隔離區，東德軍方佈下天羅地網，誓要阻止任何人投奔西方。電網、射擊裝置、地雷等一一俱備，加上裝甲車和牽著狼狗的士兵不斷巡邏，邊境軍人一見有人逃亡，便毫不猶豫開槍，圍牆之下亡魂不絕。

當然，圍牆擋不住歷史的洪流。1989年11月，當東德政府宣佈集體辭職，國安首領失蹤，直至共黨宣佈即時放寬出入境限制，即是柏林圍牆已經失去作用，一切就如骨牌，沒法回頭。東西德人民聽到消息立即湧向圍牆，有一位東德警察主動打開小門，缺口一開，就如決堤。兩邊人民相擁歡呼，大家也不知在那裡弄來電鋸、大錘、鑿子，不斷敲鑿圍牆，一百四十多公里的水泥高牆，就在一夜間消失，只剩下今天在地上的圍牆標界線。

那一夜，有太多家庭及朋友，經過大約三十年的相隔，多年不見終可重聚，但也有不少人早已被歲月淘盡，只能在天上俯視這一幕，慨嘆歷史真的給人開了一個天大玩笑。

*      *      *

「圍牆傾倒圍牆傾倒 / 從前分開的終於都可講你好 / 為何你我偏偏等不到手挽手恩愛散步 / 游盡美麗故都 然後放心擁抱 //

  時間不早 時間不早 / 從前你說過這邊風光多美好 / 誰來告訴我怎麼修好當我孤身走過馬路 / 誰在背後對著我講 你好」

(三個邊界的故事，三)

分隔天堂與地獄的線

(Korean Demilitarized Zone, Panmunjom, North Korea)

相比起由南韓那裡出發，由北韓開城出發到訪板門店，除了路上氣氛份外肅殺，最深刻的是導遊在不同名字之前加上的形容詞，例如「邪惡的美帝主義」、「偉大的太陽金日成領袖」等等。以這種「朝鮮style」敍述六十多年前的韓戰，正邪對立，壁壘分明，但就算詞彙再豐富，同行內地團友全部見識過文革時的「政治洗腦」，當然只會一笑置之。

況且，當年中國也算是「被韓戰」，在「抗美援朝」號召之下，一批批中國志願軍經丹東進入朝鮮，面對敵方精銳武器，基本上與送死無異，十八萬人殉葬異鄉。就算到了今天，那會有人真心祝賀這個「朝鮮民族的勝利」？

事實上，韓戰之中孰是孰非，沒有人可以說得清。在冷戰大政治格局之下，韓戰衝突兩方或多或少只是棋子。當時金日成獲蘇聯默許，決定冒進突襲南方，希望一舉完成統一國家大業，就在北韓軍隊橫過三八線那一刻，朝鮮半島局勢已經覆水難收。

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擁有先進軍備，令朝鮮及中國軍隊死傷慘重，但地面戰卻又佔不了上風，雙方在三八線僵持不下，慢慢知道再打下去只會兩敗俱傷。板門店本是名不經傳窮鄉僻壤，地名源自一間由木板搭成的雜貨店，卻因為韓戰和談最後遷到在這裡進行，就變成了重要的歷史現場。

1953年7月，雙方簽定停戰協議，以三八線為基礎建立非軍事區，從此把朝鮮半島割成兩邊。

三八線是重要軍事區，除了板門店以外，所有區域不向外開放。導遊也千叮萬囑，看守板門店的軍人高度戒備，見到遊人一有異動，會毫不猶豫立即開槍。到了共同警衞區，七幢木房平排座落在邊界上，白色的歸北韓管理，藍色的歸南韓，中間的主要會場，在現時仍是南北之間磋商會面的重要場地，屋中的長桌剛好放在三八線上，會談時南北韓代表坐在兩邊，楚河漢界。

在木屋之間有一條五厘米高的水泥線，標誌著南北韓的分界，三八線變成一條實實在在的線，呈現在眼前。直至今天，一方仍受著極權制度煎熬，普羅百姓擁抱「主體思想」及領袖絕對權威，卻連基本溫飽都成問題；只是跨出一條線，另一方卻在數十年間創造了不少經濟奇蹟，成為亞洲四小龍，以及走過高壓時代迎來了民主政治。

在地面的這一條線，看似平平無奇，卻是一道花多少心血亦難以縫合的歷史鴻溝及傷痕，線的兩邊仍是「這麼近，那麼遠」。

天堂地獄，真的可以只是一線之差。

(三個邊界的故事，二)

鉛筆線下的恨

(The Green Line, Cyprus)

在地圖上劃一條線，看似輕而易舉，卻足以改寫歷史。

那是1964年，在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這地中海小島美麗如畫，本想與世無爭，奈何處身歐、亞、非三大洲之間，難以抽身於地沿政治。基於歷史原因，塞浦路斯分別由土耳其裔及希臘裔人進駐，兩族人相處時有矛盾，但大致無礙，可惜最後被無情地捲入國際政治角力，小島被活生生地撕成兩邊。

塞浦路斯在1960年獨立以後，希裔領袖竭力把小島投向希臘懷抱，土裔一方卻極力阻止，武裝衝突及恐怖襲擊無日無之。英國作為前宗主國嘗試出面調停，雙方在1964年決定停火，當時派駐當地的維和部隊將領Peter Young拿起綠色鉛筆在塞浦路斯地圖上一揮，畫下一條綠色線，成為長二百多公里的軍事緩衝區。

這個被稱為「綠線」的緩衝區卻無助衝突終止，一方遇襲後必然報復，以牙還牙的心態令內戰升級，直至希裔遊擊組織發動政變，土耳其立即揮軍從北部攻島，南北雙方對峙不下。最後聯合國介入，雙方在1974年簽定停戰協議，把「綠線」定為停火區，自此隔絕南北之間任何交往。

這條「綠線」貫穿塞浦路斯，把島一分為二，亦分隔了不少家庭。為了自身安全，住在北方的希裔及南方的土裔居民往相反方向遷離，一去就是幾十年，自此與故地相隔，顛沛流離。

那條地圖上的線，究竟是一個甚麼概念？首都尼科西亞位處南北交界，緩衝線把這個圓形城市分成兩個半圓形。綠線之中，只見頹垣敗瓦，處處凋零，建築破爛不堪，周圍了無人煙，只有流浪小貓大模廝樣遊走，曾經繁華的區域，因為一場戰爭、一條停火線，落得今天荒蕪境地。在綠線外，南北兩方過著不同生活；在綠線內，時間卻彷彿被凝住，一切被定格在四十年前。周圍的鐵絲網、暸望塔、軍事設施都令遊人渾身不自在，當然，還有那個標示軍事禁區的警示牌，提醒所有人這裡就是烽火大地。

在1993年，北方政府願意放寬禁令讓居民南下，今天遊走南北兩地也容易得多。尼科西亞中心重新開啟了一條通道，只需完成簡單手續，所有人就可以來往兩地，關員也笑容可掬，不似以前那樣劍拔弩張。不少當年被迫離開的人，在島另一端建立了新生活，也趁機回到故地，見到舊地環境依舊但人面全非，既感唏噓，也感無奈。

這一條鉛筆線，究竟留下了多少恨？

(三個邊界的故事，一)

相信雪兒也諒解

(Belgian Comic Strip Museum, Brussels, Belgium)

年輕時已迷上了《丁丁歷險記》。當時定期追看在亞視國際台播放的動畫(當時應該還被譯作「天天」)，跟隨丁丁與愛犬雪兒上山下海，踏遍世界各大洲，感覺就好像環遊世界一樣。簡單清晰的線條，沒有現代動畫的修飾，反而給人無限想像空間，也為小伙子種下渴望環遊世界的種子。

漫畫風靡全球，丁丁之父Herge也因此成為比利時重要人物，引得不少「丁迷」特地到布魯塞爾的比利時漫畫中心及近郊Herge博物館朝聖。重溫Herge的生命足跡，卻會發現一切再不像漫畫那樣單純簡單，而是充滿矛盾。

Herge從不諱言，自己的童年極度平凡。而就算丁丁漫畫變得炙手可熱時，他都從未試過出門去旅遊 - 丁丁就好像是他的替身，替他走遍世界每一角落。

在丁丁誕生後首十年，雪兒是丁丁唯一同伴。牠驍勇善戰，機靈聰敏，也經常以表情表達對世事取態與喜怒哀樂，亦會有「蝦碌」及大意失手時，性格立體得像人一樣。Herge更會以「說話泡泡」讓這隻機靈犬以語言表達想法。

在這段期間，Herge從不忌諱透過作品反映他對政治的關注及想法，例如丁丁對付的壞人，往往都帶濃烈法西斯主義色彩。丁丁漫畫也漸受歡迎，在刊登丁丁的日子， Le Vingtième Siècle的銷量會比平日多十倍。

但二次大戰卻改變了一切。

當德軍攻打比利時之際，Herge逃亡到法國；當比利時淪陷時，礙於生活壓力，他回到布魯塞爾，繼續繪畫丁丁謀生。由於舊有報刊被取締，他決定在已成為納粹喉舌但發行量龐大的Le Soir發表作品。這個決定，至今仍備受非議。

為免被捲入政治旋渦，Herge一改作品風格，故事變成單純的冒險，與現實世界完全割離。因此，在戰後第一個作品，他直截了當安排丁丁坐船離開歐洲，然後流落撒哈拉沙漠，時間彷彿就此凝住，畫格容不下任何二次大戰蹤跡。當然，也由於未能以現實取材，丁丁這數年的歷險變得天馬行空，加上戰時紙張匱乏，他需要以最精鍊方法及最少的畫格交代故事，因此，在戰時那三部作品至今仍被公認為最有趣及精彩。

雪兒的角色也隨之而改變。作者在這段時間為漫畫創造了不少新的人物，最經典的當然是經常酗酒醉醺醺的Haddock船長。從此，Herge就借船長的口對世情冷嘲熱諷，雪兒從此不發一言，亦不再是丁丁唯一同伴，失去了原本風采。當然，也是Haddock出現之後，雪兒才會喝威士忌而酒醉惹禍。

儘管Herge現時是布魯塞爾的標誌之一，但至今仍有比利時人未能原諒他為納粹報刊提供作品，甚至禁止子女讀《丁丁歷險記》。Herge多番解釋，他既不親納粹德國也不親英法，只想專心創作，丁丁應該超越政治。當然，相信連雪兒也會諒解，很多事都是身不由己的，畢竟戰爭扭轉了所有人的命運，包括丁丁之父。

(三個狗的故事，三)

雪犬

(Sled dogs, Svalbard, Norway)

人與土地之間，一直愛恨交纏。

在漫天風雪、寸草不生的極北之地，為了生存，人要用盡一切方法與大自然角力；當遇到困難、身陷險境時，往往也沒有人在旁協助，只能獨力應對。

也是在如斯無情的環境中，人類與狗發展出一種獨有的微妙關係。我是到訪位於北極圈中的挪威斯瓦爾巴群島(Svalbard)後，才能近距離見識人犬之間那種密不可分、休戚與共的毗連。

兩個來自丹麥的嚮導，各自領著由十隻雪犬拖行的雪橇，在雪地上奔馳。嚮導一聲令下，雪橇便像一支箭向前衝，他們以哨音作口令，配合拉扯繩帶，控制狗群的快慢及方向。

雪無情地撲打面頰，烈風颯颯作響，黑天摸地，人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朝向那裡，偶而會隱約見到遠方雪鹿的暗影，但更要時刻提防北極熊可能忽然來襲 (因此嚮導都會帶備長槍以策萬一)。天地就像被黑暗完全吞噬，那是一種難以形容的無力感。

在漆黑中，雪犬卻能夠奮力前進、冒雪奔馳。雪犬忠心耿耿，無懼嚴寒環境，不怕冰原凹凸起伏，更可透過腳部感受冰面厚道，以繞過薄冰避開危險。這些都是在冰原上重要的求生技能，沒有雪犬，人根本難以生存。在冰封大地之上，人與狗都把生命交託給對方，雙方就這樣建立起一種相依為命的宿命。

經過兩小時探索冰洞的歷險，最後一站是來到雪犬的休息居所。這裡有大約一百隻雪犬，每隻狗都有名字，亦獲分配一所刻有其名字的狗屋，讓牠們可以安心棲身，不需餐風宿露。嚮導可以準確認得每一隻狗，就好像自己的兒女一樣。進入圍欄內，壯犬幼犬都會非常熱情地跟人玩耍，甚至是爬在蹲下的遊人肩膀上。吠聲此起彼落，掩過亂颯風雪，淒冷冰原也變得熱鬧溫暖起來。

極北生活無比刻苦，卻孕育出人與狗之間獨有的友誼，藉以克服寒冬。

(三個狗的故事，二)



To Kill or Not to Kill?

(Stray dog, Bucharest, Romania)
曾幾何時，流浪狗跟眾多龐大但醜陋的建築一樣，是羅馬尼亞的共產時代標誌。記得八年前到訪羅馬尼亞，流狼狗橫行首都布加勒斯特街頭上，數目之多猶如便利店那樣，「總有一隻在左近」。

這又要追溯到共產政府統治。共產主義崇尚全面操控人民生活，八十年代，壽西斯古訂下宏圖，劃出首都五分一的土地興建全新居住區域，建築及所有設施均由政府一手包辦，然後指令居民進行大遷徙，進駐那裡享受「幸福生活」。但是新居卻是嚴禁養狗，不少人因此被迫放棄家中狗隻，以致大量家犬流落街頭，經過二十多年不斷繁殖，成為今天隨處可見的流浪狗群。

流狼狗與人本來相安無事，但統計數字卻是驚人：布加勒斯特人口若二百萬，據估計在全盛時期這裡的流浪狗居然多達二十多萬隻，而每年超過一萬人被野狗咬傷，五個受害者當中有一名是兒童。

與浪流狗打過交道的人均會略知犬性，牠們一般是怕人的，但當聯群結隊時，只要一隻突襲成功，其他的就會加入，直至獵物殞亡。過去多年，在羅馬尼亞屢有被流浪狗咬死的個案，受害者包括小童、老婦甚至是一名日籍商人，而慘劇出現後必然觸發激烈爭論，究竟政府是否應該大刀闊斧捕殺流浪狗。不少市民與愛護動物組織激辯連場，大路朝天，各走一邊。

提倡動物友善政策在政治上大抵會得分，在羅馬尼亞卻是完全相反，由於流浪狗惡名昭彰，捕殺狗隻的建議往住成為競選時的「殺手鐧」。現任總統伯塞斯庫(Basescu)在2000年競選布加勒斯特市長時，便旗幟鮮明表示當選後會大舉捕殺流浪狗。當選後他的確坐言起行，縱使被保護動物衛士封為「布加勒斯特的屠夫」，也無阻他獲得選民歡心，在政壇上鯉躍龍門，最終登上總統寶座。

另一陣營當然也不甘示弱。話說那名日籍商人被咬死後，「疑兇」(一隻雌性流浪犬)真的被押上法庭，並且被裁定牠咬傷死者左腿動脈引致失血致死，最終判以「死刑」(即人道毀滅)。愛狗組織居然出動羅馬尼亞王牌女大狀為牠辯護，指出死者同時心臟病發，因此未必是流浪犬施以致命一擊，要求死緩。就算「疑兇」最終難逃一死，但總算死得轟轟烈烈、哄動一時。

「To Kill or Not to Kill？」，正反雙方各執一詞，爭論沒完沒了。這當然不用旅客操心，只要保持適當距離，不主動招惹，狗隻也懶理好奇遊人目光，繼續遊蕩。

(三個狗的故事，一)

火車軌上的晴空

(Slum along the railway, Manila, Philipines) 

這又是殖民統治惹的禍。

西班牙殖民統治有一個特色，就是殖民者喜歡與大地主勾結，透過最赤祼祼的利益輸送，讓土豪惡霸盡攬政經命脈，交換條件則是他們要包攬一干鞏固政權必需做的dirty work，免得殖民者夜長夢多。

菲律賓也不例外。西班牙入主這亞洲領地時，立即把特權給與少數的大地主，形成地主當道、蟻民受屈的寡頭政治大格局，延續至今。就算國家已經獨立、並經歷了民主選舉，大地主仍然壟斷土地及政經資源，廣大農民就算如何胼手胝足，單靠耕種也無法繳交地租甚至乎借貸。面對暴斂橫徵，農民被迫到窮途，唯有離開故土，在大城市落戶，努力討生活。

因此，一個又一個貧民窟在馬尼拉不同暗角處出現，無論是天橋底、馬路邊、荒地甚至是垃圾堆填區，都會見到貧民的踪影。

其中一個貧民落戶的「熱點」，是在火車軌兩旁。居民在鐵路旁搭起一間又一間寮屋，「日子有功」，路軌兩旁就形成一個小社區。社區內的「設施」一應俱全，日常生活如煮食、梳洗等都在這裡進行。衞生環境當然並不理想，但相比起在垃圾堆中生活，這裡已經算是好了一大截。

高速火車的頻繁往來，早被嵌進這裡的生活邏輯。當火車汽笛聲從遠方嗚起時，居民就暫停進行中的事務立即走避；火車轟隆轟隆離開，按一下「播放」掣，各人生活又回復正常。

由於同是天涯淪落人，社區內的人懂得守望相助、互相照應；也因為生活的匱乏，草根智慧才大派用場，亂中慢慢出現秩序。最經典的是他們會製造可以行駛在鐡路上的木頭車，用以穿梭不同區域，成為具地方特色的「泥鯭的」。

只逗留在這裡數小時，當然無法感受居民日常生活的苦與樂，也不斷提醒自己避免以外來者的悲憐眼光去審視這裡，事實上，居民也未有貶低自己，就算前路多苦、環境多艱難，也只是繼續咬緊牙關，堅持生活。

但慨嘆總是難免，大格局不改，貧富懸殊難滅，任何援助或關懷只屬小修小補。乘坐「泥鯭的」離開時又有一輛火車駛過，迎來一陣清風。抬頭望天，可能只有火車軌上的晴空，才是大家所共享，無分富貧。

 (三個火車的故事，三)